Principal 王小波全集(修订版)

王小波全集(修订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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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前版(苍库版)进行章节重排,并修改了一些章节名称及内容补足。 缺失: 《他们的世界》-第三章-第四节、A的感情生活 《他们的世界》-第八章-第一节、历史上的处境,第二节开头少量文字丢失
Año:
2010
Editorial:
子乌书简
Idioma:
chinese
ISBN 13:
9787222049307
Archivo:
MOBI , 4,67 MB
Descargar (mobi, 4,67 M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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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波全集





王小波





黄 金 时 代

(一)



我二十一岁时,正在云南插队。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,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。我在山下十四队,她在山上十五队。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,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。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,只能说有一点知道。她要讨论的事是这祥的: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,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。因为破鞋偷汉,而她没有偷过汉。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,但她没有偷过汉。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。所以她简直不明白,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。如果我要安慰她,并不困难。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。如果陈清扬是破鞋,即陈清扬偷汉,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。如今不能指出某人,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。但是我偏说,陈清扬就是破鞋,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,起因是我找她打针。这事经过如下: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,而是叫我去插秧,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,认识我的人都知道,我的腰上有旧伤,而且我身高在一米九以上。如此插了一个月,我腰痛难忍,不打封闭就不能入睡。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剥落,而且都有倒钩,经常把我腰上的肉钩下来。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散弹枪,伤痕久久不褪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我想起十五队的队医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的大夫,对针头和勾针大概还能分清,所以我去找她看病,看完病回来,不到半个小时,她就追到我屋里来,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。

陈清扬说,她丝毫也不藐视破鞋。据她观察,破鞋都很善良,乐于助人,而且最不乐意让人失望。因此她对破鞋还有一点钦佩。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,而在于她根本不是破鞋。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。假如一只猫被人叫成一只狗,它也会感到很不自在。现在大家都管她叫破鞋,弄得她魂不守舍,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

陈清扬在我的草房里时,裸臂赤腿穿一件白大褂,和她在山上那间医务室里装束一样,所不同的是披散的长发用个手绢束住,脚上也多了一双拖鞋。看了她的样子,我就开始捉摸:她那件白大褂底下是穿了点什么呢,还是什么都没穿。这一点可以说明陈清扬很漂亮,因为她觉得穿什么不穿什么无所谓。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自信心。我对她说,她确实是个破鞋,还举出一些理由来:所谓破鞋者,乃是一个指称,大家都说你是破鞋,你就是破鞋,没什么道理可讲。大家说你偷了汉,你就是偷了汉,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。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,照我看是这样:大家都认为,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,就该面色黝黑,乳房下垂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,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,所以你是破鞋。假如你不想当破鞋,就要把脸弄黑,把乳房弄下垂,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。当然这样很吃亏,假如你不想吃亏,就该去偷个汉来。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。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。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。陈清扬听了这话,脸色发红,怒目圆睁,几乎就要打我一耳光。这女人打人耳光出了名,好多人吃过她的耳光。但是她忽然泄了气,说:好吧,破鞋就破鞋吧。但是垂不垂黑不黑的,不是你的事,她还说,假如我在这些事上琢磨得太多,很可能会吃耳光。

倒退到二十年前,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。那时我面色焦黄,嘴唇干裂,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,头发乱如败棕,身穿一件破军衣,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,跷着二郎腿,坐在木板床上,完全是一副流氓相。你可以想像陈清扬听到这么个人说起她的乳房下垂不下垂时,手心是何等的发痒。她有点神经质,都是因为有很多精壮的男人找她看病,其实却没有病。那些人其实不是去看大夫,而是去看破鞋。只有我例外。我的后腰上好像被猪八戒筑了两耙。不管腰疼真不真,光那些窟窿也能成为看医生的理由。这些窟窿使她产生一个希望,就是也许能向我证明,她不是破鞋,有一个人承认她不是破鞋,和没人承认大不一样。可是我偏让她失望。

我是这么想的: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,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,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。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,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。春天里,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,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,好像在跳芭蕾舞,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。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,只有以下三个途径:

1、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;

2、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;

3、我是无手之人,不能持枪射击。

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。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,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,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,而且枪法极精。在此之前不久,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,用一碗绿豆做子弹,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。当然,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,其中包括罗小四。汽枪就是他的,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,我就在一边看着。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,罗小四和我也不错。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,也不会认准了是我。所以我保持沉默。沉默就是默认。所以春天我去插秧,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,秋收后我又去放牛,吃不上热饭。当然,我也不肯无所作为。有一天在山上,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汽枪,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,我就射出; 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。该狗既无左眼,又无右眼,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——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。

我记得那些日子里,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,似乎什么也没做。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。可是陈清扬又从山上跑下来找我。原来又有了另一种传闻,说她在和我搞破鞋。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。我说,要证明我们无辜,只有证明以下两点:

1、陈清扬是处女;

2、我是天阉之人,没有性交能力。

这两点都难以证明。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。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。陈清扬听了这些话,先是气得脸白,然后满面通红,最后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了。

陈清扬说,我始终是一个恶棍。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,我翻了一串白眼,然后开始胡说八道,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,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。所以她就决定,早晚要打我一个耳光。假如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打算,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





(二)

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,正在河边放牛。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。我睡去时,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,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(叶子可能被牛吃了)。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,痛痒难当,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,尺寸空前。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。

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,天蓝得吓人,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,好像一层爽身粉。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,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,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,四野无人。

我爬起来看牛,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岔里静静地嚼草。那时节万籁无声,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。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,斗得眼珠通红,口角流涎。这种牛阴囊紧缩,阳具挺直。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。任凭别人上门挑衅,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。为了防止斗架伤身,影响春耕,我们把它们都阉了。

每次阉牛我都在场。对于一般的公牛,只用刀割去即可。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,就须采取锤骟术,也就是割开阴囊,掏出睾九,一木锤砸个稀烂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,别的什么都不知道,连杀都不用捆。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,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:你们这些生牛蛋子,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!按他的逻辑,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,直不愣登,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。

当然,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,在我看来,这东西无比重要,就如我之存在本身。天色微微向晚,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。下半截沉在黑暗里,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。那一天我二十一岁,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。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,想吃,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,人一天天老下去,奢望也一天天消失,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,什么也锤不了我。那天晚上我请陈清扬来吃鱼,所以应该在下午把鱼弄到手。到下午五点多钟我才想起到戽鱼的现场去看看。还没走进那条小河岔,两个景颇族孩子就从里面一路打出来,烂泥横飞,我身上也挨了好几块,直到我拎住他们的耳朵,他们才罢手。我喝问一声:

“鸡巴,鱼呢?”

那个年记大点的说:“都怪鸡巴勒农!他老坐在坝上,把坝坐鸡巴倒了!”

勒农直着嗓子吼:“王二!坝打得不鸡巴牢!”我说:“放屁!老子砍草皮打的坝,哪个鸡巴敢说不牢?”到里面一看,不管是因为勒农坐的也好,还是因为我的坝没打好也罢,反正坝是倒了,戽出来的水又流回去,鱼全泡了汤,一整天的劳动全都白费。我当然不能承认是我的错,就痛骂勒农,勒都(就是那另一个孩子)也附合我,勒农上了火,一跳三尺高,嘴里吼道:

“王二!勒都!鸡巴!你们姐夫舅子合伙搞我!我去告诉我家爹,拿铜炮枪打你们!”

说完这小免崽子就往河岸上窜,想一走了之。我一把薅住他脚脖子,把他揪下来。

“你走了我们给你赶牛哇?做你娘的美梦!”

这小子哇哇叫着要咬我,被我劈开手按在地上。他口吐白沫,杂着汉话、景颇话、傣话骂我,我用正庄京片子回骂。忽然间他不骂了,往我下体看去,脸上露出无限羡慕之情。我低头一看,我的小和尚又直立起来了。只听勒农啧啧赞美道:

“哇!想日勒都家姐啊!”

我赶紧扔下他去穿裤子。

晚上我在水泵房点起汽灯,陈清扬就会忽然到来,谈起她觉得活着很没意思,还说到她在每件事上都是清白无辜。我说她竟敢觉得自己清白无辜,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孽。照我的看法,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,好色贪淫,假如你克勤克俭,守身如玉,这就犯了矫饰之罪,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。这些话她好像很听得进去,但是从不附合。

那天晚上我在河边上点起汽灯,陈清扬却迟迟不至,直到九点钟以后,她才到门前来喊我:“王二,混蛋!你出来!”我出去一口看,她穿了一身白,打扮得格外整齐,但是表情不大轻松。她说道:你请我来吃鱼,做倾心之谈,鱼在哪里?我只好说,鱼还在河里。她说好吧,还剩下一个倾心之谈。就在这儿谈罢。我说进屋去谈,她说那也无妨,就进屋来坐着,看样子火气甚盛。

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,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,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,而且胸部很丰满,腰很细,屁股浑圆。除此之外,她的脖子端正修长,脸也很漂亮。我想和她性交,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,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,我准让她开;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唯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,女人家总有点小器。为此我要启发她,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作“义气”。

在我看来,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。水浒中的豪杰们,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,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,立即倒身便拜。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,什么都不信,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。只要你是我的朋友,哪怕你十恶不赦,为天地所不容,我也要站到你身边。那天晚上我把我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,她大为感动,当即表示道:这友谊她接受了。不但如此,她还说要以更伟大的友谊还报我,哪怕我是个卑鄙小人也不背叛。我听她如此说,大为放心,就把底下的话也说了出来:我已经二十一岁了,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,真是不甘心。她听了以后就开始发愣,大概是没有思想准备。说了半天她毫无反应。我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去,感觉她的肌肉绷得很紧。这娘们随时可能翻了脸给我一耳光,假定如此,就证明女人不懂什么是交情。可是她没有。忽然间她哼了一声,就笑起来。还说:我真笨!这么容易就着了你的道儿!

我说:什么道儿?你说什么?

她说:我什么也没有说。我问她我刚才说的事儿你答应不答应?她说呸,而且满面通红。我看她有点不好意思,就采取主动,动手动脚。她搡了我几把,后来说,不在这儿,咱们到山上去。我就和她一块到山上去了。

陈清扬后来说,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,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。但是她又说,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,哪怕为此丧失一切,也不懊侮。其实伟大友谊不真也不假,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一样,你信它是真,它就真下去;你疑它是假,它就是假的。我的话也半真不假。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,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。就因为这种态度,别人都不相信我。我虽然把交朋友当成终身的事业,所交到的朋友不过陈清扬等二三人而已。那天晚上我们到山上去,走到半路她说要回家一趟,要我到后山上等她。我有点怀疑她要晾我,但是我没说出来,径直走到后山上去抽烟。等了一些时间,她来了。

陈清扬说,我第一次去找她打针时,她正在伏案打瞌睡。在云南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打瞌睡,所以总是半睡半醒。我走进去时,屋子里暗了一下,因为是草顶土坯房,大多数光从门口进来。她就在那一刻醒来,抬头问我干什么。我说腰疼,她说躺下让我看看。我就一头倒下去,扑到竹板床上,几乎把床砸塌。我的腰痛得厉害,完全不能打弯。要不是这样,我也不会来找她。

陈清扬说,我很年轻时就饿纹入嘴,眼睛下面乌黑。我的身材很高,衣服很破,而且不爱说话。她给我打过针,我就走了,好像说了一声谢了,又好像没说。等到她想起可以让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时,已经过了半分钟。她追了出来,看见我正取近路走回十四队。我从土坡上走下去,逢沟跳沟,逢坎跃坎,顺着山势下得飞快。那时正逢旱季的上午,风从山下吹来,喊我也听不见。而且我从来也不回头。我就这样走掉了。

陈清扬说,当时她想去追我,可是觉得很难追上。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她不是破鞋。所以她走回医务室去。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去找我,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说她是破鞋,因此所有的人都是敌人。而我可能不是敌人。她不愿错过了机会,让我也变成敌人。

那天晚上我在后山上抽烟。虽然在夜里,我能看见很远的地方。因为月光很明亮,当地的空气又很干净。我还能听见远处的狗叫声。陈清扬一出十五队我就看见了,白天未必能看这么远。虽然如此,还是和白天不一样。也许是因为到处都没人。我也说不准夜里这片山上有人没人,因为到处是银灰色的一片。假如有人打着火把行路,那就是说,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在那里。假如你不打火把,就如穿上了隐身衣,知道你在那里的人能看见,不知道的人不能看见。我看见陈清扬慢慢走近,怦然心动,无师自通地想到,做那事之前应该亲热一番。

陈清扬对此的反应是冷冰冰的。她的嘴唇冷冰冰,对爱抚也毫无反应。等到我毛手毛脚给她解扣子时,她把我推开,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,叠好放在一边,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。

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。我赶紧脱了衣服爬过去,她又一把把我推开,递给我一个东西说:“会用吗?要不要我教你?”

那是一个避孕套。我正在兴头上,对她这种口气只微感不快,套上之后又爬到她身上去,心慌气躁地好一阵乱弄,也没弄对。忽然她冷冰冰他说:

“喂!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?”

我说当然知道。能不能劳你大驾躺过来一点?我要就着亮儿研究一下你的结构。只听啪的一声巨响,好似一声耳边雷,她给我一个大耳光。我跳起来,拿了自己的衣服,拔腿就走。





(三)

那天晚上我没走掉。陈清扬把我拽住,以伟大友谊的名义叫我留下来。她承认打我不对,也承认没有好好待我,但是她说我的伟大友谊是假的,还说,我把她骗出来就是想研究她的结构。我说,既然我是假的,你信我干嘛。我是想研究一下她的结构,这也是在她的许可之下。假如不乐意可以早说,动手就打不够意思。后来她哈哈大笑了一阵说,她简直见不得我身上那个东西。那东西傻头傻脑,恬不知耻,见了它,她就不禁怒从心起。

我们俩吵架时,仍然是不着一丝。我的小和尚依然直挺挺,在月光下披了一身塑料,倒是闪闪发光。我听了这话不高兴,她也发现了。于是她用和解的口气说:不管怎么说,这东西丑得要命,你承不承认。

这东西好像个发怒的眼镜蛇一样立在那里,是不大好看。我说,既然你不愿意见它,那就算了。我想穿上裤子,她又说,别这样。于是我抽起烟来。等我抽完了一支咽,她抱住我。我们俩在草地上干那件事。

我过二十一岁生日以前,是一个童男子。那天晚上我引诱陈清扬和我到山上去,那一夜开头有月光,后来月亮落下去,出来一天的星星,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多。那天晚上没有风,山上静得很。我已经和陈清扬做过爱,不再是童男子了。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。因为我干那事时,她一声也不吭,头枕双臂,若有所思地看着我,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在表演。其实我也没持续多久,马上就完了。事毕我既愤怒又沮丧。

陈清扬说,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:我居然在她面前亮出了丑恶的男性生殖器,丝毫不感到惭愧。那玩艺也不感到惭愧,直挺挺地从她两腿之间插了进来。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,男人就要使用她,这简直没有道理。以前她有个丈夫,天天对她做这件事。她一直不说话,等着他有一天自己感到惭愧,自己来解释为什么干了这些。可是他什么也没说,直到进了监狱。这话我也不爱听。所以我说:既然你不乐意,为什么要答应。她说她不愿被人看成小器鬼。我说你原本就是小器鬼。后来她说算了别为这事吵架。她叫我晚上再来这里,我们再试一遍。也许她会喜欢。我什么也没说。早上起雾以后,我和她分了手,下山去放牛。

那天晚上我没去找她,倒进了医院。这事原委是这样:早上我到牛圈门前时,有一伙人等不及我,已经在开圈拉牛。大家都挑壮牛去犁田。有个本地小伙子,叫三闷儿,正在拉一条大白牛。我走过去,告诉他,这牛被毒蛇咬了,不能干活。他似乎没听见。我劈手把牛鼻绳夺了下来,他就朝我挥了一巴掌。亏我当胸推了他一把,推了他一个屁股墩。然后很多人拥了上来,把我们拥在中间要打架。北京知青一伙,当地青年一伙,抄起了棍捧和皮带。吵了一会儿,又说不打架,让我和三闷儿摔跤,三闷儿摔不过我,就动了拳头。我一脚把三闷儿踢进了圈前的粪坑,让他沾了一身牛屎。三闷儿爬起来,抢了一把三齿要砍我,别人劝开了。

早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晚上我放牛回来,队长说我殴打贫下中农,要开我的斗争会。我说你想借机整人,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我还说要聚众打群架。队长说他没想整我,是三闷儿的娘闹得他没办法。那婆娘是个寡妇,泼得厉害。他说此地的规矩就是这样。后来他说,不开斗争会,改为帮助会,让我上前面去检讨一下。要是我还不肯,就让寡妇来找我。

会开得很乱。老乡们七嘴八舌,说知青太不像话,偷鸡摸狗还打人。知青们说放狗屁,谁偷东西,你们当场拿住了吗?老子们是来支援边疆建设,又不是充军的犯人,哪能容你们乱栽赃。我在前面也不检讨,只是骂。不提防三闷儿的娘从后面摸上来,抄起一条沉甸甸的拔秧凳,给了我后腰一下,正砸在我的旧伤上,登时我就背过去了。

我醒过来时,罗小四领了一伙人呐喊着要放火烧牛圈,还说要三闷儿的娘抵命。队长领了一帮人去制止,副队长叫人抬我上牛车去医院。卫生员说抬不得,腰杆断了,一抬就死。我说腰杆好像没断,你们快把我抬走。可是谁也不敢肯定我的腰杆是断了还是没断,所以也不敢肯定我会不会一抬就死。我就一直躺着。后来队长过来一问,就说:快摇电话把陈清扬叫下来,让她看看腰断了没有。过了不一会儿,陈清扬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,劈头第一句话就是:你别怕。要是你瘫了,我照顾你一辈子。然后一检查,诊断和我自己的相同。于是我就坐上牛车,到总场医院去看病。

那天夜里陈清扬把我送到医院,一直等到腰部X光片子出来,看过认为没问题后才走。她说过一两天就来看我,可是一直没来。我住了一个星期,可以走动了,就奔回去找她。我走进陈清扬的医务室时,身上背了很多东西,装得背篓里冒了尖。除了锅碗盆瓢,还有足够两人吃一个月的东西。她见我进来,淡淡地一笑,说你好了吗?带这些东西上哪儿?

我说要去清平洗温泉。她懒懒地往椅子上一仰说,这很好。温泉可以治旧伤。我说我不是真去洗温泉,而是到后面山上住几天。她说后面山上什么都没有,还是去洗温泉吧。

清平的温泉是山凹里一片泥坑,周围全是荒草坡。有一些病人在山坡上搭了窝棚,成年住在那里,其中得什么病的都有。我到那里不但治不好病,还可能染上麻疯。而后面荒山里的低洼处沟谷纵横,疏林之中芳草离离,我在人迹绝无的地方造了一间草房,空山无人,流水落花,住在里面可以修身养性。陈清扬听了,禁不住一笑说:那地方怎么走?也许我去看看你。我告诉她路,还画了一张示意图,自己进山去了。

我走进荒山,陈清扬没有去看我。旱季里浩浩荡荡的风刮个不停,整个草房都在晃动。陈清扬坐在椅子上听着风声,回想起以往发生的事情,对一切都起了怀疑。她很难相信自己会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极荒凉的地方,又无端地被人称作破鞋,然后就真的搞起了破鞋。这件事真叫人难以置信。

陈清扬说,有时候她走出房门,往后山上看,看到山丘中有很多小路婉蜒通到深山里去。我对她说的话言犹在耳。她知道沿着一条路走进山去,就会找到我。这是无可怀疑的事。但是越是无可怀疑的事就越值得怀疑。很可能那条路不通到任何地方,很可能王二不在山里,很可能王二根本就不存在。过了几天,罗小四带了几个人到医院去找我。医院里没人听说过王二,更没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那时节医院里肝炎流行,没染上肝炎的病人都回家去疗养,大夫也纷纷下队去送医上门,罗小四等人回到队里,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,就去问队长可见过王二。队长说谁是王二?从来没听说过。罗小四说前几天你还开会斗争过他,尖嘴婆打了他一板凳,差点把他打死。这样提醒了以后,队长就更想不起来我是谁了。那时节有一个北京知青慰问团要来调查知青在下面的情况,尤其是有无被捆打逼婚等情况,因此队长更不乐意想起我来。罗小四又到十五队问陈清扬可曾见过我,还闪烁其词地暗示她和我有过不正当的关系。陈清扬则表示,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
等到罗小四离开,陈清扬就开始糊涂了。看来有很多人说,王二不存在。这件事叫人困惑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,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。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,比如王二,假如他不存在,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?陈清扬按捺不住好奇心,终于扔下一切,上山来找我来了。

我被尖嘴婆打了一板凳后晕了过去,陈清扬曾经从山上跑下来看我。当时她还忍不住哭了起来,并且当众说,如果我好不了要照顾我一辈子。结果我并没有死,连瘫都没瘫,这对我是很好的事,可是陈清扬并不喜欢。这等于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。假如我死,或是瘫掉,就是应该的事,可是我在医院里只住了一个星期就跑出来。对她来说,我就是那个急匆匆从山上赶下去的背影,一个记忆中的人。她并不想和我做爱,也不想和我搞破鞋,除非有重大的原因。因此她来找我就是真正的破鞋行径。

陈清扬说,她决定上山找我时,在白大褂底下什么都没穿。她就这样走过十五队后面的那片山包。那些小山上长满了草,草下是红土。上午风从山上往平坝里吹,冷得像山上的水,下午风吹回来,带着燥热和尘土。陈清扬来找我时,乘着白色的风。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,流过全身,好像爱抚和嘴唇。其实她不需要我,也没必要找到我。以前人家说她是破鞋,说我是她的野汉子时,她每天都来找我。那时好像有必要,自从她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,我是她的野汉子后,再没人说她是破鞋,更没人在她面前提到王二(除了罗小四)。大家对这种明火执杖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,以致连说都不敢啦。

关于北京要来人视察知青的事,当地每个人都知道,只有我不知道。这是因为我前些日子在放牛,早出晚归,而且名声不好,谁也不告诉找,后来住了院,也没人来看找。等到我出院以后,就进了深山。在我进山之前,总共就见到了两个人,一个是陈清扬,她没有告诉我这件事。另一个是我们队长,他也没说起这件事,只叫我去温泉养病。我告诉他,我没有东西(食品炊具等等),所以不能去温泉。他说他可以借给我。我说我借了不一定还,他说不要紧。我就向他借了不少家制的腊肉和香肠。

陈清扬不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她不关心,她不是知青,队长不告诉我这件事,是因为他以为我已经知道了。他还以为我拿了很多吃的东西走,就不会再回来。所以罗小四问他王二到哪儿去了时,他说:王二?谁叫王二?从没听说过。对于罗小四等人来说,找到我有很大的好处,我可以证明大家在此地受到很坏的待遇,经常被打晕。对于领导来说,我不存在有很大的便利,可以说明此地没有一个知青被打晕。对于我自己来说,存在不存在没有很大的关系。假如没有人来找我,我在附近种点玉米,可以永远不出来。就因为这个原因,我对自己存不存在的事不太关心。

我在小屋里也想过自己存不存在的问题。比方说,别人说我和陈清扬搞破鞋,这就是存在的证明。用罗小四的话来说,王二和陈清扬脱了裤子干。其实他也没看见。他想像的极限就是我们脱裤子。还有陈清扬说,我从山上下来,穿着黄军装,走得飞快。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走路是不回头的。因为这些事我无从想像,所以是我存在的证明。

还有我的小和尚直挺挺,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出来的。我始终盼着陈清扬来看我,但陈清扬始终没有来。她来的时候,我没有盼着她来。





(四)

我曾经以为陈清扬在我进山后会立即来看我,但是我错了。我等了很久,后来不再等了。我坐在小屋里,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,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,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。正如深山里花开,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,直翘翘地向上。到潮退时我也安息,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。正巧这时陈清扬来到草屋门口,她看见我赤条条坐在竹板床上,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免子,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,直立在那里,登时惊慌失措,叫了起来。陈清扬到山里找我的事又可以简述如下:我进山后两个星期,她到山里找我。当时是下午两点钟,可是她像那些午夜淫奔的妇人一样,脱光了内衣,只穿一件白大褂,赤着脚走进山来。她就这样走过阳光下的草地,走进了一条干河沟,在河沟里走了很久。这些河沟很乱,可是她连一个弯都没转错。后来她又从河沟里出来,走进一个向阳的山洼,看见一间新搭的草房。假如没有一个王二告诉她这条路,她不可能在茫茫荒山里找到一间草房。可是她走进草房,看到王二就坐在床上,小和尚直挺挺,却吓得尖叫起来。

陈清扬后来说,她没法相信她所见到的每件事都是真的。真的事要有理由。当时她脱了衣服,坐在我的身边,看着我的小和尚,只见它的颜色就像烧伤的疤痕。这时我的草房在风里摇晃,好多阳光从房顶上漏下来,星星点点落在她身上。我伸手去触她的乳头,直到她脸上泛起红晕,乳房坚挺。忽然她从迷梦里醒来,羞得满脸通红。于是她紧紧地抱住我。

我和陈清扬是第二次做爱,第一次做爱的很多细节当时我大惑不解,后来我才明白,她对被称作破鞋一事,始终耿耿于怀。既然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,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。就像那些被当场捉了奸的女人一样,被人叫上台去交待那些偷情的细节。等到那些人听到情不能恃,丑态百出时,怪叫一声:把她捆起来!就有人冲上台去,用细麻绳把她五花大绑,她就这样站在人前,受尽羞辱。这些事一点也不讨厌。她也不怕被人剥得精赤条条,拴到一扇磨盘上,扔到水塘里淹死。或者像以前达官贵人家的妻妾一样,被强迫穿得整整齐齐,脸上贴上湿透的黄表纸,端坐着活活憋死。这些事都一点也不讨厌。她丝毫也不怕成为破鞋,这比被人叫做破鞋而不是破鞋好得多。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。

我和陈清扬做爱时,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,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,忽然它受到惊动,飞快地出去,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。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,在屋里蔓延。我为此所惊,伏下身不动。可是她说,快,混蛋,还拧我的腿。等我“快”了以后,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。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早晚要遭报应。

她说自己要遭报应时,一道红晕正从她的胸口褪去。那时我们的事情还没完。但她的口气是说,她只会为在此之前的事遭报应。忽然之间我认头顶到尾骨一齐收紧,开始极其猛烈的射精。这事与她无关,大概只有我会为此遭报应。

后来陈清扬告诉我,罗小四到处找我。他到医院找我时,医院说我不存在,他找队长问我时,队长也说我不存在,最后他来找陈清扬,陈清扬说,既然大家都说他不存在,大概他就是不存在罢,我也没有意见。罗小四听了这话,禁不住哭了起来。

我听了这话,觉得很奇怪。我不应该因为尖嘴婆打了我一下而存在,也不应该因为她打了我一下而不存在。事实上,我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就为这一点钻了牛角尖。为了验证这不争的事实,慰问团来的那一天,我从山上奔了下去,来到了座谈会的会场上。散会以后,队长说,你这个样子不像有病。还是回来喂猪吧。他还组织人力,要捉我和陈清扬的奸。当然,要捉我不容易,我的腿非常快。谁也休想跟踪我。但是也给我添了很多麻烦。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悟到,犯不着向人证明我存在。

我在队里喂猪时,每天要挑很多水。这个活计很累,连偷懒都不可能,因为猪吃不饱会叫唤。我还要切很多猪菜,劈很多柴。喂这些猪原来要三个妇女,现在要我一个人干。我发现我不能顶三个妇女,尤其是腰疼时。这时候我真想证明我不存在。

晚上我和陈清扬在小屋里做爱。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,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。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,后进式,侧进式,女上位,我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。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。我也极为满意。在这种时候,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,从这些体会里我得到一个结论,就是永远别让别人注意你。北京人说,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。你千万别让人惦记上。

过了一些时候,我们队的知青全调走了,男的调到糖厂当工人,女的到农中去当老师。单把我留下来喂猪,据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改造好。陈清扬说,我叫人惦记上了。这个人大概就是农场的军代表。她还说,军代表不是个好东西。原来她在医院工作,军代表要调戏她,被她打了个大嘴巴。然后她就被发到十五队当队医。十五队的水是苦的,也没有菜吃,呆久了也觉得没有啥,但是当初调她来,分明有修理一下的意思。她还说,我准会被修理到半死。我说过,他能把我怎么样?急了老子跑他娘。后来的事都是由此而起。

那天早上天色微明,我从山上下来,到猪场喂猪。经过井台时,看见了军代表,他正在刷牙。他把牙刷从嘴里掏出来,满嘴白沫地和我讲话,我觉得很讨厌,就一声不吭地走掉了。过了一会,他跑到猪场里,把我大骂了一顿,说你怎么敢走了,我听了这些话,一声不吭。就是他说我装哑巴,我也一声不吭。然后我又走开了。

军代表到我们队来蹲点,蹲下来就不走了。据他说,要不能从王二嘴里掏出话来,死也不甘心。这件事有两种可能的原因,一是他下来视察,遇见了我对他装聋作哑,因而大怒,不走了。二是他不是下来视察,而是听说陈清扬和我有了一腿,特地来找我的麻烦。不管他为何而来,反正我是一声也不吭,这叫他很没办法。

军代表找我谈话,要我写交待材料,他还说,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,如果我不交待,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。他还说,我的行为够上了坏分子。应该受到专政。我可以辩解说,我没搞破鞋。谁能证明我搞了破鞋?但我只是看着他。像野猪一样看他,像发傻一样看他,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。把他看到没了脾气,就让我走了。

最后他也没从我嘴里套出话来。他甚至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。别人说,我不是哑巴,他始终不敢相信,因为他从来没听我说过一句话。他到今天想起我来,还是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。想起这一点,我就万分的高兴。





(五)

最后我们被关了起来,写了很长时间的交待材料。起初我是这么写的: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。这就是全部。上面说,这样写太简单。叫我重写。后来我写,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,我干了她很多回,她也乐意让我干。上面说,这样写缺少细节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: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。地点是我在山上偷盖的草房,那天不是阴历十五就是阴历十六,反正月亮很亮。陈清扬坐在竹床上,月光从门里照进来,照在她身上。我站在地上,她用腿圈着我的腰。我们还聊了几句,我说她的乳房不但圆,而且长的很端正,脐窝不但圆,而且很浅,这些都很好。她说是吗,我自己不知道。后来月光移走了,我点了一根烟,抽到一半她拿走了,接着吸了几口。她还捏过我的鼻子,因为本地有一种说法,说童男的鼻子很硬,而纵欲过度行将死去的人鼻子很软,这些时候她懒懒地躺在床上,倚着竹板墙。其它的时间她像澳大利亚考拉熊一样抱住我,往我脸上吹热气。最后月亮从门对面的窗子里照进来,这时我和她分开。但是我写这些材料,不是给军代表看。他那时早就不是军代表了,而且已经复员回家去,不管他是不是代表,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,总是要写交待材料。

我后来和我们学校人事科长关系不错。他说当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。我想他说的包括了我写的交待材料。我以为我的交待材料最有文彩。因为我写这些材料时住在招待所,没有别的事可干,就像专业作家一样。

我逃跑是晚上的事。那天上午,我找司务长请假,要到井坎镇买牙膏,我归司务长领导,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,他应该随时随地看住我,可是天一黑我就不见了。早上我带给他很多酸琶果,都是好的。平原上的酸琶果都不能吃,因为里面是一窝蚂蚁,只有山里的酸琶果才没蚂蚁。司务长说,他个人和我关系不坏,而且军代表不在。他可以准我去买牙膏。但是司务长又说,军代表随时会回来。要是他回来时我不在,司务长也不能包庇我。我从队里出去,爬上十五队的后山,拿个镜片晃陈清扬的后窗。过一会儿,她到山上来,说是头两天人家把她盯得特紧,跑不出来。而这几天她又来月经。她说这没关系,干吧,我说那不行。分手时她硬要给我二百块钱。起初我不要,后来还是收下了。

后来陈清扬告诉我,头两天人家没有把她盯得特紧,后来她也没有来月经。事实上,十五队的人根本就不管她。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,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。她之所以不肯上山来,让我空等了好几天,是因为对此事感到厌倦。她总要等有了好心情才肯性交,不是只要性交就有好心情。当然这样做了以后,她也不无内疚之心。所以她给我二百块钱。我想既然她有二百块钱花不掉,我就替她花。所以我拿了那些钱到井坎镇上,买了一条双筒猎枪。

后来我写交待材料,双筒猎枪也是一个主题。人家怀疑我拿了它要打死谁。其实要打死人,用二百块钱的双筒猎枪和四十块钱的铜炮枪打都一样。那种枪是用来在水边打野鸭子的,在山里一点不实用,而且像死人一样沉。那天我到井坎街上时,已经是下午时分,又不是赶街的日子,所以只有一条空空落落的土路和几间空空落落的国营商店。商店里有一个售货员在打瞌睡,还有很多苍蝇在飞。货架上写着“吕过吕乎”,放着铝锅铝壶。我和那个胶东籍的售货员聊了一会天,她叫我到库房里看了看。在那儿我看见那条上海出的猎枪,就不顾它已经放了两年没卖出去的事实,把它买下了。傍晚时我拿它到小河边试放,打死了一只鹭鸶。这时军代表从场部回来,看见我手里有枪,很吃了一惊。他唠叨说,这件事很不对,不能什么人手里都有枪。应该和队里说一下,把王二的枪没收掉。我听了这话,几乎要朝他肚子上打一枪。如果打了的话,恐怕会把他打死。那样多半我也活不到现在了。

那天下午我从井坎回队的路上,涉水从田里经过,曾经在稻棵里站了一会。我看见很多蚂蝗像鱼一样游出来,叮上了我的腿。那时我光着膀子,衣服包了很多红糖馅的包子(镇上饭馆只卖这一种食品),双手提包子,背上还背了枪,很累赘。所以我也没管那些蚂蝗。到了岸上我才把它们一条条揪下来用火烧死。烧得它们一条条发软起泡。忽然间我感到很烦很累,不像二十一岁的人。我想,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老了。

后来我遇上了勒都。他告诉我说,他们把那条河岔里的鱼都捉到手了。我那一份已经晒成了鱼干,在他姐姐手里。他姐姐叫我去。他姐姐和我也很熟,是个微黑俏丽的小姑娘。我说一时去不了。我把那一包包子都给了勒都,叫他给我到十五队送个信,告诉陈清扬,我用她给我的钱买了一条枪。勒都去了十五队,把这话告诉陈清扬,她听了很害怕,觉得我会把军代表打死。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,傍晚时我就想打军代表一枪。

傍晚时分我在河边打鹭鸶,碰上了军代表。像往常一样,我一声不吭,他喋喋不休。我很愤怒,因为已经有半个多月了,他一直对我喋喋不休,说着同样的话:我很坏,需要思想改造。对我一刻也不能放松。这样的话我听了一辈子,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么火。后来他又说,今天他有一个特大好消息,要向大家公布。但是他又不说是什么,只说我和我的“臭婊子”陈清扬今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。我听了这话格外恼火,想把他就地掐死,又想听他说出是什么好消息以后再下手。他却不说,一直卖着关子,只说些没要紧的话,到了队里以后才说,晚上你来听会吧,会上我会宣布的。

晚上我没去听会,在屋里收拾东西,准备逃上山去。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,以致军代表有了好办法来收拾我和陈清扬,至于是什么事我没想出来,那年头的事很难猜。我甚至想到可能中国已经复辟了帝制,军代表已经当上了此地的土司,他可以把我锤骟掉,再把陈清扬拉去当妃子。等我收拾好要出门,才知道没有那么严重。因为会场上喊口号,我在屋里也能听见。原来是此地将从国营农场改做军垦兵团。军代表可能要当个团长。不管怎么说,他不能把我阉掉,也不能把陈清扬拉走。我犹豫了几分钟,还是把装好的东西背上了肩,还用砍刀把屋里的一切都砍坏,并且用木炭在墙上写了:“XXX(军代表名),操你妈”,然后出了门,上山去了。

我从十四队逃跑的事就是这样。这些经过我也在交待材料里写了。概括地说,是这样的:我和军代表有私仇,这私仇有两个方面:一是我在慰问团面前说出了曾经被打晕的事,叫军代表很没面子,二是争风吃醋,所以他一直修理我。当他要当团长时,我感到不堪忍受,逃到山上去了。我到现在还以为这是我逃上山的原因。但是人家说,军代表根本就没当上团长,我逃跑的理由不能成立。所以人家说,这样的交待材料不可信。可信的材料应该是,我和陈清扬有私情。俗话说,色胆包天,我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这话也有一点道理,可是我从队里逃出来时,原本不打算找陈清扬,打算一走算了。走到山边上才想到,不管怎样,陈是我的一个朋友,该去告别。谁知陈清扬说,她要和我一起逃跑。她还说,假如这种事她不加入,那伟大友谊岂不是喂了狗。于是她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东西跟我走了。假如没有她和她收拾的东西,我一定会病死在山上。那些东西里有很多治疟疾的药,还有大量的大号避孕套。

我和陈清扬逃上山以后,农场很惊慌了一阵。他们以为我们跑到缅甸去了。这件事传出去对谁都没好处,所以就没向上报告,只是在农场内部通缉王二和陈清扬。我们的样子很好认,还带了一条别人没有的双筒猎枪,很容易被人发现,可是一直没人找到我们。直到半年后以后,我们自己回到农场来,各回各的队,又过了一个多月,才被人保组叫去写交待。也是我们流年不利,碰上了一个运动,被人揭发了出来。





(六)

人保组的房子在场部的路口上,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。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,因为它粉刷得很白,还因为它在高岗上,大家到场部赶街,老远就看见那间房子;它周围是一片剑麻地,剑麻总是睛绿色,剑麻下的土总是鲜红色。我在那里交待问题,把什么都交待了,我们上了山,先在十五队后山上种玉米,那里土不好,玉米有一半没出苗。我们就离开,昼伏夜行,找别的地方定居。最后想起山上有个废水碾,那里有很大一片丢荒了的好地,水碾里住了一个麻疯寨跑出来的刘大爹。谁也不到那里去,只有陈清扬有一回想起自己是大夫,去看过一回。我们最后去了刘大爹那里,住在水碾背后的山洼里,陈清扬给刘大爹看病,我给刘大爹种地。过了一些时候,我到清平赶街,遇上了同学。他们说,军代表调走了,没人记着我们的事。我们就回来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。,

我在人保组里呆了很长时间。有一段时间,气氛还好,人家说,问题清楚了,你准备写材料。后来忽然又严重起来,怀疑我们去了境外,勾结了敌对势力,领了任务回来。于是他们把陈清扬也叫到人保组,严加审讯。问她时,我往窗外看。天上有很多云。。

人家叫我交待偷越国境的事。其实这件事上,我也不是清白无辜。我确实去过境外。我曾经打扮成老傣的模样,到对面赶过街。我在那里买了些火柴和盐,但是这没有必要说出来。没必要说的话就不说。

后来我带人保组的人到我们住过的地方去勘查,我在十五队后山上搭的小草房已经漏了顶,玉米地招来很多鸟。草房后面有很多用过的避孕套,这是我们在此住过的铁证。当地人不喜欢避孕套,说那东西阻断了阴阳交流,会使人一天天弱下去。其实当地那种避孕套,比我后来用过的任何一种都好。那是百分之百的天然橡胶。

后来我再不肯带他们去那些地方看,反正我说我没去国外,他们不信。带他们去看了,他们还是不信。没必要做的事就别做。我整天一声不吭。陈清扬也一声不吭。问案的人开头还在问,后来也懒得吭声。街子天里有好多老傣、老景颇背着新鲜的水果蔬菜走过,问案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最后只剩了一个人。他也想去赶街,可是不到放我们回去的时候,让我们呆在这里无人看管,又不合规定。他就到门口去喊人,叫过路的大嫂站住。但是人家经常不肯站住,而是加快了脚步。见到这种情况,我们就笑起来。

人保组的同志终于叫住了一个大嫂。陈清扬站起来,整理好头发,把衬衣领子折起来,然后背过手去。那位大嫂就把她捆起来,先捆紧双手,再把绳子在脖子和胳膊上扣住。那大嫂抱歉地说,捆人我不会啦。人保组的同志说,可以了。然后他再把我捆起来,让我们在两张椅子上背靠背坐好,用绳子拦腰捆上一道,然后他锁上门,也去赶集。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,到办公桌里拿东西,问道:要不要上厕所?时间还早,一会回来放你们。然后又出去。

到他最后来放开我们的时候,陈清扬活动一下手指,整理好头发,把身上的灰土掸干净,我们俩回招待所去。我们每天都到人保组去,每到街子天就被捆起来,除此之外,有时还和别人一道到各队去挨斗。他们还一再威胁说,要对我们采取其它专政手段——我们受审查的事就是这样的。

后来人家又不怀疑我们去了国外,开始对她比较客气,经常叫她到医院去,给参谋长看前列腺炎。那时我们农场来了一大批军队下来的老干部,很多人有前列腺炎。经过调查,发现整个农场只有陈清扬知道人身上还有前列腺。人保组的同志说,要我们交待男女关系问题。我说,你怎知我们有男女关系问题?你看见了吗?他们说,那你就交待投机倒把问题。我又说,你怎知我有投机倒把问题?他们说,那你还是交待投敌叛变的问题。反正要交待问题,具体交待什么,你们自己去商量。要是什么都不交待,就不放你。我和陈清扬商量以后,决定交待男女关系问题。她说,做了的事就不怕交待。

于是我就像作家一样写起交待材料来。首先交待的就是逃跑上山那天晚上的事。写了好几遍,终于写出陈清扬像考拉熊。她承认她那天心情非常激动,确实像考拉熊。因为她终于有了机会,来实践她的伟大友谊。于是她腿圈住我的腰,手抓住我的肩膀,把我想像成一棵大树,几次想爬上去。

后来我又见到陈清扬,已经到了九十年代。她说她离了婚和女儿住在上海,到北京出差。到了北京就想到,王二在这里,也许能见到。结果真的在龙潭湖庙会上见到了我。我还是老样子,饿纹入嘴,眼窝下乌青,穿过了时的棉袄,蹲在地上吃不登大雅之堂的卤煮火烧。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手上被硝酸染得焦黄。

陈清扬的样子变了不少,她穿着薄呢子大衣,花格呢裙子,高跟皮靴,戴金丝眼镜,像个公司的公关职员,她不叫我,我绝不敢认,于是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,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。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,现在做个城里的市民,学校的教员,就很不像样。

陈清扬说,她女儿已经上了大二,最近知道了我们的事,很想见我。这事的起因是这样的:她们医院想提拔她,发现她档案里还有一堆东西。领导上讨论之后,认为是文革时整人的材料,应予撤销。于是派人到云南外调,花了一万元差旅费,终于把它拿了出来。因为是本人写的,交还本人。她把它拿回家去放着,被女儿看见了。该女儿说,好哇,你们原来是这么造的我!

其实我和她女儿没有任何关系。她女儿产生时,我已经离开云南了,陈清扬也是这么解释的,可是那女孩说,我可以把精液放到试管里,寄到云南让陈清扬人工授精。用她原话来说就是:你们两个混蛋什么干不出来。

我们逃进山里的第一个夜晚,陈清扬兴奋得很。天明时我睡着了,她又把我叫起来,那时节大雾正从墙缝里流进来,她让我再干那件事,别戴那捞什子。她要给我生一窝小崽子,过几年就耷拉到这里。同时她揪住乳头往下拉,以示耷拉之状。我觉得耷拉不好看,就说,咱们还是想想办法,别叫它耷拉。所以我还是戴着那捞什子。以后她对这件事就失去了兴趣。

后来我再见陈清扬时,问道,怎么样,耷拉了吧?她说可不是,耷拉得一塌糊涂。你想不想看看有多耷拉。后来我看见了,并没有一蹋糊涂。不过她说,早晚要一塌糊涂,没有别的出路。我写了这篇交待材料交上去,领导上很欣赏。有个大头儿,不是团参谋长就是政委,接见了我们,说我们的态度很好。领导上相信我们没有投敌叛变。今后主要的任务就是交待男女关系问题。假如交待得好,就让我们结婚。但是我们并不想结婚。后来又说,交待得好,就让我调回内地。陈清扬也可以调上级医院。所以我在招待所写了一个多月交待材料,除了出公差,没人打搅,我用复写纸写,正本是我的,副本是她的。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交待材料。

后来人保组的同志找我商量,说是要开个大的批斗会。所有在人保组受过审查的人都要参加,包括投机倒把分子,贪污犯,以及各种坏人。我们本该属于同一类,可是团领导说了,我们年轻,交待问题的态度好,所以又可以不参加。但是有人攀我们,说都受审查,他们为什么不参加。人保组也难办。所以我们必须参加。最后的决定是来做工作,动员我们参加。据说受受批斗,思想上有了震动,以后可以少犯错误。既然有这样的好处,为什么不参加。到了开会的日子,场部和附近生产队来了好几千人,我们和好多别的人站到台上去。等了好半天,听了好几篇批判稿,才轮到我们王陈二犯。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淫乱,作风腐败,为了逃避思想改造,逃到山里去。后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,下山弃暗投明。听了这样的评价,我们心情激动,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:打倒王二!打倒陈清扬!斗过这一台,我们就算没事了,但是还得写交待,因为团领导要看。在十五队后山上,陈清扬有一回很冲动,要给我生一群小崽子,我没要。后来我想,生生也不妨,再跟她说,她却不肯生了,而且她总是理解成我要干那件事。她说,要干就干,没什么关系。我想纯粹为我,这样太自私了,所以就很少干。何况开荒很累,没力气干。我所能交待的事就是在地头休息时摸她的乳房。

旱季里开荒时,到处是热风,身上没有汗,可是肌肉干疼。最热时,只能躺在树下睡觉。枕着竹筒,睡在棕皮蓑衣上,我奇怪为什么没人让我交待蓑衣的事。那是农场的劳保用品,非常贵。我带进山两件,一件是我的,一件是从别人门口顺手拿来的。一件也没拿回来。一直到我离开云南,也没人让我交还蓑衣。

我们在地头休息时,陈清扬拿斗笠盖住脸,敞开衬衣的领口,马上就睡着了。我把手伸进去,有很优美的浑圆的感觉。后来我把扣子又解开几个,看见她的皮肤是浅红色。虽然她总穿着衣服干活,可是阳光透过了薄薄的布料。至于我,总是光膀子,已经黑得像鬼一样。

陈清扬的乳房是很结实的两块,躺着的时候给人这样的感觉。但是其它地方很纤细。过了二十多年,大模样没怎么变,只是乳头变得有点大,有点黑。她说这是女儿做的孽。那孩子刚出世,像个粉红色的小猪,闭着眼一口叼住她那个地方狠命地吃,一直把她吃成个老太太,自己却长成个漂亮大姑娘,和她当年一样。

年纪大了,陈清扬变得有点敏感。我和她在饭店里重温旧情,说到这类话题,她就有恐慌之感。当年不是这样。那时候在交待材料里写到她的乳房,我还有点犹豫。她说,就这么写。我说,这样你就暴露了。她说,暴露就暴露,我不怕!她还说是自然长成这样,又不是她捣了鬼。至于别人听说了有什么想法,不是她的问题。

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,陈清扬是我的前妻哩。交待完问题人家叫我们结婚。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。可是领导上说,不结婚影响太坏,非叫去登记不可。上午登记结婚,下午离婚。我以为不算呢。乱秧秧的,人家忘了把发的结婚证要回去。结果陈清扬留了一张。我们拿这二十年前发的破纸头登记了一间双人房。要是没有这东西,就不许住在一间房子里。二十年前不这样。二十年前他们让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写交待材料,当时也没这个东西。

我写了我们住在后山上的事。团领导要人保组的人带话说,枝节问题不要讲太多,交待下一个案子罢。听了这话,我发了犟驴脾气:妈妈的,这是案子吗?陈清扬开导我说:这世界上有多少人,每天要干多少这种事,又有几个有资格成为案子。我说其实这都是案子,只不过领导上查不过来。她说既然如此,你就交待罢。所以我交待道:那天夜里,我们离开了后山,向做案现场进发。





(七)

我后来又见到陈清扬,和她在饭店里登记了房间,然后一起到房间里去,我伸手帮她脱下大衣。陈清扬说,王二变得文明了。这说明我已经变了很多。以前我不但相貌凶恶,行为也很凶恶。

我和陈清扬在饭店里又做了一回案。那里暖气烧得很暖,还装着茶色玻璃。我坐在沙发上,她坐在床上,聊了一会儿天。逐渐有了犯罪的气氛。我说,不是让我看有多耷拉吗,我看看。她就站起来,脱了外衣,里面穿着大花的衬衫。然后她又坐下去,说,还早一点。过一会服务员来送开水。他们有钥匙,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。我问她,碰上了人家怎么说,她说,她没被碰上过。但是听说人家会把门一摔,在外面说:真他妈的讨厌!

我和陈清扬逃进山以前,有一次我在猪场煮猪食。那时我要烧火,要把猪菜切碎(所谓猪菜,是番薯藤、水葫芦一类东西),要往锅里加糠添水。我同时做着好几样事情。而军代表却在一边碟碟不休,说我是如何之坏。他还让我去告诉我的臭婊子陈清扬,她是如何之坏。忽然间我暴怒起来,抡起长勺,照着粱上挂的盛南瓜籽的葫芦劈去,把它劈成两半。军代表吓得一步跳出房去。如果他还要继续数落我,我就要砍他脑袋了。我是那样凶恶,因为我不说话。

后来在人保组,我也不大说话,包括人家捆我的时候。所以我的手经常被捆得乌青。陈清扬经常说话。她说:大嫂,捆疼了,或者:大嫂,给我拿手绢垫一垫。我头发上系了一块手绢。她处处与人合作,苦头吃得少。我们处处都不一样。

陈清扬说,以前我不够文明。在人保组里,人家给我们松了绑。那条绳子在她的衬衣上留下了很多道痕迹。这是因为那绳子平时放在烧火的棚子里,沾上了锅灰和柴草沫。她用不灵活的手把痕迹掸掉,只掸了前面,掸不了后面。等到她想叫我来掸时,我已经一步跨出门去。等到她追出门去,我已经走了很远,我走路很快,而且从来不回头看。就因为这些原因,她根本就不爱我,也说不上喜欢。

照领导定的性,我们在后山上干的事,除了她像考拉那次之外,都不算案子。像我们在开荒时干的事,只能算枝节问题。所以我没有继续交待下去。其实还有别的事。当时热风正烈,陈清扬头枕双臂睡得很熟。我把她的衣襟完全解开了。这样她袒露出上身,好像是故意的一样。天又蓝又亮,以致阴影里都是蓝黝黝的光。忽然间我心里一动,在她红彤彤的身体上俯身下去。我都忘了自己干了些什么了。我把这事说了出来,以为陈清扬一定不记得。可是她说,“记得记得!那会儿我醒了。你在我肚脐上亲了一下吧?好危险,差一点爱上你。”

陈清扬说,当时她刚好醒来,看见我那颗乱蓬蓬的头正在她肚子上,然后肚脐上轻柔的一触。那一刻她也不能自持。但是她还是假装睡着,看我还要干什么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干,抬起头来往四下看看,就走开了。

我写的交待材料里说,那天夜里,我们离开后山,向做案现场进发,背上背了很多坛坛罐罐,计划是到南边山里定居。那边土地肥沃,公路两边就是一人深的草。不像十五队后山,草只有半尺高。那天夜里有月亮,我们还走了一段公路,所以到天明将起雾时,已经走了二十公里,上了南面的山。具体的说,到了章风寨南面的草地上,再走就是森林。我们在一棵大青树下露营,拣了两块干牛粪生了一堆火,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。然后脱了一切衣服(衣服已经湿了),搂在一起,裹上三条毯子,滚成一个球,就睡着了。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冻醒。三重毯子都湿透了,牛粪火也灭了。树上的水滴像倾盆大雨往下掉。空气里漂着的水点有绿豆大小。那是在一月里,旱季最冷的几天。山的阴面就有这么潮。

陈清扬说,她醒时,听见我在她耳边打机关枪。上牙碰下牙,一秒钟不只一下。而且我已经有了热度。我一感冒就不容易好,必须打针。她就爬起来说,不行,这样两个人都要病。快干那事。我不肯动,说道:忍忍罢。一会儿就出太阳。后来又说:你看我干得了吗?案发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
案发时的情形是这样:陈清扬骑在我身上,一起一落,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。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,四下里传来牛铃声。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,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。那些牛身上拴着木制的铃裆,走起来发出闷闷的响声。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,耳边的毛上挂着水珠。那是一条白水牛,它侧过头来,用一只眼睛看我们。

白水牛的角可以做刀把,晶莹透明很好看。可是质脆容易裂。我有一把匕首,也是白牛角把,却一点不裂,很难得。刃的材料也好,可是被人保组收走了。后来没事了,找他们要,却说找不到了。还有我的猎枪,也不肯还我。人保组的老郭死乞白咧地说要买,可是只肯出五十块钱,最后连枪带刀,我一样也没要回来。

我和陈清扬在饭店里做案之前聊了好半天。最后她把衬衣也脱下来,还穿着裙子和皮靴。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,把她的头发撩了起来。她的头发有不少白的了。

陈清扬烫了头。她说,以前她的头发好,舍不得烫。现在没关系了。她现在当了副院长,非常忙,也不能每天洗头。除此之外,眼角脖子下有不少皱纹。她说,女儿建议她去做整容手术。但是她没时间做。

后来她说,好啦,看罢,就去解乳罩。我想帮她一把,也没帮上。扣在前面,我把手伸到后面去了。她说看来你没学坏,就转过身来让我看。我仔细看了一阵,提了一点意见。不知为什么,她有点脸红,说,好啦,看也看过了。还要干什么?就要把乳罩戴上。我说,别忙,就这样罢。她说,怎么,还要研究我的结构?我说,那当然。现在不着急,再聊一会。她的脸更红了,说道:王二,你一辈子学不了好,永远是个混蛋。

我在人保组,罗小四来看我,趴窗户一看,我被捆得像粽子一样。他以为案情严重,我会被枪毙掉,把一盒烟从窗里扔进来,说道:二哥,哥们儿一点意思,然后哭了。罗小四感情丰富,很容易哭。我让他点着了烟从窗口递进来,他照办了,差点肩关节脱臼才递到我嘴上,然后他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办,我说没有。我还说,你别招一大群人来看我,他也照办了,他走后,又有一帮孩子爬上窗台看,正看见我被烟熏的睁一眼闭一眼,样子非常难看。打头的一个不禁说道:耍流氓。我说,你爸你妈才耍流氓,他们不流氓能有你?那孩子抓了些泥巴扔我。等把我放开,我就去找他爸,说道:今天我在人保组,被人像捆猪一样捆上。令郎人小志大,趁那时朝我扔泥巴。那人一听,揪住他儿子就揍。我在一边看完了才走,陈清扬听说这事,就有这种评价:王二,你是个混蛋。

其实我并非永远是混蛋。我现在有家有口,已经学了不少好。抽完了那根烟,我把她抱过来,很熟练地在她胸前爱抚一番,然后就想脱她的裙子。她说:别忙,再聊会儿,你给我也来支烟,我点了一支烟,抽着了给她。

陈清杨说,在章风山她骑在我身上一上一下,极目四野,都是灰蒙蒙的水雾。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,非常孤独。虽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体里磨擦,她还是非常寂寞,非常孤独。后来我活过来了,说道:换换,你看我的,我就翻到上面去。她说。那一回你比哪回都混蛋。

陈清扬说,那回我比哪回都混蛋,是指我忽然发现她的脚很小巧好看。因此我说,老陈,我准备当个拜脚狂。然后我把她两腿捧起来,吻她的脚心。陈清扬平躺在草地上,两手摊开,抓着草。忽然她一晃头,用头发盖住了脸,然后哼了一声。

我在交待材料里写道,那时我放开她的腿,把她脸上的头发抚开。陈清扬猛烈地挣扎,流着眼泪,但是没有动手。她脸上有两点很不健康的红晕。后来她不挣扎了,对我说,混蛋,你要把我怎么办。我说,怎么了。她又笑,说道:不怎么。接着来。所以我又捧起她的双腿。她就那么躺着不动,双手平摊,牙咬着下唇,一声不响。如果我多看她一眼,她就笑笑。我记得她脸特别白,头发特别黑,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
陈清扬说,那一回她躺在冷雨里,忽然觉得每一个毛孔都进了冷雨。她感到悲从中来,不可断绝。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快感劈进来。冷雾,雨水,都沁进了她的身体。那时节她很想死去。她不能忍耐,想叫出来,但是看见了我她又不想叫出来。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男人能叫她肯当着他的面叫出来。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。

陈清扬后来和我说,每回和我做爱都深受折磨。在内心深处她很想叫出来,想抱住我狂吻,但是她不乐意。她不想爱别人,任何人都不爱;尽管如此,我吻她脚心时,一股辛辣的感觉还是钻到她心里来。

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,有一只老水牛在一边看。后来它哞了一声跑开了,只剩我们两人。过了很长时间,天渐渐亮了。雾从天顶消散。陈清扬的身体沾了露水,闪起光来。我把她放开,站起来,看见离寨子很近,就说:走。于是离开了那个地方,再没回去过。





(八)

我在交待材料里说,我和陈清扬在刘大爹后山上做案无数。这是因为刘大爹的地是熟地,开起来不那么费力。生活也安定,所以温饱生淫欲。那片山上没人,刘大爹躺在床上要死了。山上非雾即雨,陈清扬腰上束着我的板带,上面挂着刀子。脚上穿高统雨靴,除此之外不着一丝。

陈清扬后来说,她一辈子只交了我一个朋友。她说,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河边的小屋里谈到伟大友谊。人活着总要做几件事情,这就是其中之一。以后她就没和任何人有过交情。同样的事做多了没意思。

我对此早有预感。所以我向她要求此事时就说:老兄,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?人家夫妇敦伦,我们无伦可言,只好敦友谊。她说好。怎么敦?正着敦反着敦?我说反着敦。那时正在地头上。因为是反着敦,就把两件蓑衣铺在地上,她趴在上面,像一匹马,说道:你最好快一点,刘大爹该打针了。我把这些事写迸了交待材料,领导上让我交待:

1、谁是“敦伦”;

2、什么叫“敦敦”伟大友谊;

3、什么叫正着敦,什么叫反着敦。

把这些都说清以后,领导上又叫我以后少掉文,是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。

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,嘴里喷出白气。天不那么凉,可是很湿,抓过一把能拧出水来。就在蓑衣旁边,蚯蚓在爬。那片地真肥。后来玉米还没熟透,我们就把它放在捣臼堕捣,这是山上老景颇的作法。做出的玉米粑粑很不坏。在冷水里放着,好多天不坏。。

陈清扬趴在冷雨里,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。她浑身的皮肤绷紧,好像抛过光的大理石。后来我把小和尚拔出来,把精液射到地里,她在一边看着,面带惊恐之状。我告诉她:这样地会更肥。她说:我知道,后来又说: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,——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?

雨季过去后,我们化装成老傣,到清平赶街。后来的事我已经写过,我在清平遇上了同学,虽然化了装,人家还是一眼就认出我来,我的个子太高,装不矮。人家对我说:二哥。你跑哪儿去了。我说:我不会讲汉话啦!虽然尽力加上一点怪腔,还是京片子。一句就漏馅了。

回到农场是她的主意。我自己既然上了山,就不准备下去。她和我上山,是为了伟大友谊。我也不能不陪她下去。其实我们随时可以逃走,但她不乐意。她说现在的生活很有趣。陈清扬后来说,在山上她也觉得很有趣。漫山冷雾时,腰上别着刀子,足蹬高统雨靴,走到雨丝里去。但是同样的事做多了就不再有趣。所以她还想下山,忍受人世的摧残。

我和陈清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,说到那回从山上下来,走到岔路口上,那地方有四条岔路,各通一方。东西南北没有关系,一条通到国外,是未知之地;一条通到内地;一条通到农场;一条是我们来的路。那条路还通到户撒。那里有很多阿伧铁匠,那些人世世代代当铁匠。我虽然不是世世代代,但我也能当铁匠,我和那些人熟得很,他们都佩服我的技术。阿伧族的女人都很漂亮,身上挂了很多铜箍和银钱,陈清扬对那种打扮十分神往,她很想到山上去当个阿伧。那时雨季刚过。云从四面八方升起来。天顶上闪过一缕缕阳光。我们有各种选择,可以到各方向去。所以我在路口上站了很久。后来我回内地时,站在公路上等汽车,也有两种选择,可以等下去,也可以回农场去。当我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,心里总想着另一条路上的事。这种时候我心里很乱。

陈清扬说过;我天资中等,手很巧,人特别浑。这都是有所指的。说我天资中等,我不大同意,说我特别浑,事实俱在,不容抵赖。至于说我手巧,可能是自己身上体会出来的,我的手的确很巧,不光表现在摸女人方面。手掌不大,手指特长,可以做任何精细的工作,山上那些阿伧铁匠打刀刃比我好,可是要比在刀上刻花纹,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。所以起码有二十个铁匠提出过,让我们搬过去,他打刀刃我刻花纹,我们搭一伙。假如当初搬了过去,可能现在连汉话都不会说了。

假如我搬到一位阿伧大哥那里去住,现在准在黑洞洞的铁匠铺里给户撒刀刻花纹。在他家泥泞的后院里,准有一大窝小崽子,共有四种组合形式:

1、陈清扬和我的;

2、阿伧大哥和阿伧大嫂的;

3、我和阿伧大嫂的;

4、陈清扬和阿伧大哥的。

陈清扬从山上背柴回来,撩起衣裳,露出极壮硕的乳房,不分青红皂白,就给其中一个喂奶。假如当初我退回山上去,这样的事就会发生。

陈清扬说,这样的事不会发生,因为它没有发生,实际发生的是,我们回了农场,写交待材料出斗争差。虽然随时都可以跑掉,但是没有跑。这是真实发生了的事。

陈清扬说,我天资平常,她显然没把我的文学才能考虑在内。我写的交待材料人人都爱看。刚开始写那些东西时,我有很大抵触情绪。写着写着就入了迷。这显然是因为我写的全是发生过的事。发生过的事有无比的魅力。

我在交待材料里写下了一切细节,但是没有写以下已经发生的事情:

我和陈清扬在十五队后山上,在草房里干完后,到山涧里戏水。山上下来的水把红土剥光,露出下面的蓝粘土来。我们爬到蓝粘土上晒太阳。暖过来后,小和尚又直立起来。但是刚发泄过,不像急色鬼。于是我侧躺在她身后,枕着她的头发进入她的身体。我们在饭店里,后来也是这么重温伟大友谊。我和陈清扬侧躺在蓝粘土上,那时天色将晚,风也有点凉。躺在一起心平气和,有时轻轻动一下,据说海豚之间有生殖性的和娱乐性的两种搞法,这就是说,海豚也有伟大友谊。我和陈清扬连在一起,好像两只海豚一样。

我和陈清扬在蓝粘土上,闭上眼睛,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。天黑下来,阳光逐渐红下去。天边起了一片云,惨白惨白,翻着无数死鱼肚皮,瞪起无数死鱼眼睛。山上有一股风,无声无息地吹下去。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。陈清扬流了很多眼泪。她说是触景伤情。

我还存了当年交待材料的副本,有一回拿给一位搞英美文学的朋友看,他说很好,有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的韵味。至于删去的细节,他也说删得好,那些细节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。我的朋友真有大学问。我写交待材料时很年轻,没什么学问(到现在也没有学问),不知道什么是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。我想的是不能教会厂别人。我这份交待材料不少人要看。假如他们看了情不自禁也去搞破鞋,那倒不伤大雅,要是学会了这个,那可不大好。

我在交待材料里还漏掉了以下事实,理由如前所述。我们犯了错误,本该被枪毙,领导上挽救我们,让我写交待材料,这是多么大的宽大!所以我下走决心,只写出我们是多么坏。

我们俩在刘大爹后山上时,陈清扬给自己做了一件筒裙,想穿了它化装成老傣,到清平去赶街。可是她穿上以后连路都走不了啦。走到清平南边遇到一条河,山上下来的水像冰一样凉,像腌雪里红一样绿,那水有齐腰深,非常急。我走过去,把她用一个肩膀扛起来,径直走过河才放下来。我的一边肩膀正好和陈清扬的腰等宽,记得那时她的脸红得利害。我还说,我可以把你扛到清平去,再扛回来,比你扭扭捏捏地走更快。她说,去你妈的罢。

筒裙就像个布筒子,下口只有一尺宽。会穿的人在里面可以干各种事,包括在大街上撒尿,不用蹲下来。陈清扬说,这一手她永远学不会。在清平集上观摹了一阵,她得到了要扮就扮阿伧的结论。回来的路是上山,而且她的力气都耗光了。每到跨沟越坎之处,她就找个树墩子,姿仪万方地站上去,让我扛她。

回来的路上扛着她爬披。那时旱季刚到,天上白云纵横,阳光灿烂。可是山里还时有小雨。红土的大板块就分外的滑。我走上那块烂泥板,就像初次上冰场。那时我右手扣住她的大腿,左手提着猎枪,背上还有一个背篓,走在那滑溜溜的斜面上,十分吃力。忽然间我向左边滑动,马上要滑进山沟,幸亏手里有条枪,拿枪拄在地上。那时我全身绷紧,拼了老命,总算支持住了。可这个笨蛋还来添乱,在我背上扑腾起来,让我放她下去。那一回差一点死了。

等我刚能喘过气来,就把枪带交到右手,抡起左手在她屁股上狠狠打了两巴掌,隔了薄薄一层布,倒显得格外光滑。她的屁股很圆。鸡巴,感觉非常之好的啦!她挨了那两下登时老实了。非常的乖,一声也不吭。

当然打陈清扬屁股也不是好事,但是我想别的破鞋和野汉子之间未必有这样的事。这件事离了题,所以就没写。





(九)

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时,她还很白,太阳穴上的血管清晰可见。后来在山里晒得很黑。回到农场又变得白皙。后来到了军民共建边防时期,星期天机务站出一辆大拖拉机,拉上一车有问题的人到砖窑出砖。出完了砖再拉到边防线上的生产队去,和宣传队会齐。我们这一车是历史反革命,贼,走资派,搞破鞋的等等,敌我矛盾人民内部都有,干完了活到边境上斗争一台,以便巩固政治边防。出这种差公家管饭,武装民兵押着蹲在地上吃。吃完了我和陈清扬倚着拖拉机站着,过来一帮老婆娘,对她品头论足。结论是她真白,难怪搞破鞋。

我去找过人保组老郭,问他们叫我们出这种差是什么意思。他们说,无非是让对面的坏人知道这边厉害,不敢过来。本来不该叫我们去,可是凑不齐人数。反正我们也不是好东西,去去也没什么的。我说去去原是不妨,你叫人别揪陈清扬的头发。搞急了老子又要往山上跑。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事,一定去说说。其实我早想上山,可是陈清扬说,算了,揪揪头发又怎么了。

我们出斗争差时,陈清扬穿我的一件学生制服。那衣服她穿上非常大,袖子能到掌心,领子拉起来能遮住脸腮。后来她把这衣服要走了。据说这衣服还在,大扫除擦玻璃她还穿。挨斗时她非常熟练,一听见说到我们,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,往脖子上一挂,等待上台了。陈清扬说,在家里刚洗过澡,她拿我那件衣服当浴衣穿!

那时她表演给女儿看,当年怎么挨斗。人是撅着的,有时还得抬脸给人家看,就和跳巴西桑巴舞一样。那孩子问道:我爸呢?陈清扬说:你爸爸坐飞机。那孩子就格格笑,觉得非常有趣。我听见这话,觉得如有芒刺在背。第一,我也没坐飞机。挨斗时是两个小四川押我,他俩非常客气,总是先道歉说:王哥,多担戴。然后把我撅出去。押她的是宣传队的两个小骚货,又撅胳膊又揪头发,照她说的好像人家对我比对她还不好,这么说对当年那两个小四川不公平。第二,我不是她爸爸。等斗完了我们,就该演节目了。把我们撵下台,撵上拖拉机,连夜开回场部去。每次出过斗争差,陈清扬都性欲勃发。

我们跑回农场来,受批判,出斗争差,这也是一阵阵的。有时候团长还请我们到他家坐,说起我们犯错误,他还说,这种错误他也犯过。然后就和陈清扬谈前列腺。这时我就告辞,除非他叫我修手表。有时候对我们很坏,一礼拜出两次斗争差。这时政委说,像王二陈清扬这样的人,就是要斗争,要不大家都会跑到山上去,农场还办不办。凭心而论,政委说的也有道理,而且他没有前列腺炎。所以陈清扬书包里那双破鞋老不扔,随时备用。过了一段时间,不再叫我们出斗争差,有一回政委出去开会,团长到军务科说了说,就把我放回内地去了。

有关斗争差的事是这样的: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,就是斗破鞋。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。队长说,今晚上娱乐一下,斗斗破鞋。但是他们怎么娱乐的,我可没见过。他们斗破鞋时,总把没结婚的人都撵走。再说,那些破鞋面黑如锅底,奶袋低垂,我不爱看。

后来来了一大批军队干部,接管了农场,就下令不准斗破鞋。理由是不讲政策。但是到了军民共建时期,又下令说可以斗破鞋,团里下了命令,叫我们到宣传队报到,准备参加斗争。马上我就要逃进山去,可是陈清扬不肯跟我走。她还说,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。斗她的时候,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,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。

团里叫我们随宣传队活动,是这么交待的:我们俩是人民内部矛盾,这就是说,罪恶不彰,要注意政策。但是又说,假如群众愤怒了,要求狠狠斗我们,那就要灵活掌握。结果群众见了我们就愤怒。宣传队长是团长的人,他和我们私交也不坏,跑到招待所来和我们商量:能不能请陈大夫受点委屈?陈清扬说,没有关系。下回她就把破鞋挂在了脖子上,但是大家还是不满意。他只好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。最后他说,大家都是明白人,我也不多说。您二位多担戴吧。

我和陈清扬出斗争差的时候,开头总是呆在芭蕉树后面。那里是后台。等到快轮到我们时,她就站起来,把头上的发卡取下来衔在嘴里,再一个个别好,翻起领口,拉下袖子,背过双手,等待受捆了。

陈清扬说,他们用竹批绳,综绳来捆她,总把她的手捆肿。所以她从家里带来了晾衣服的棉绳。别人也抱怨说,女人不好捆。浑身圆滚滚,一点不吃绳子。与此同时,一双大手从背后擒住她的手腕,另一双手把她紧紧捆起来,捆成五花大绑。

后来人家把她押出去,后面有人揪住她的头发,使她不能往两边看,也不能低下头,所以她只能微微侧过头去,看汽灯青白色的灯光,有时她正过头来,看见一些陌生的脸,她就朝那人笑笑。这时她想,这真是个陌生的世界!这里发生了什么,她一点不了解。

陈清扬所了解的是,现在她是破鞋。绳子捆在她身上,好像一件紧身衣。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。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。她知道是因为她,但为什么这样,她一点不理解。

陈清扬说,出斗争差时,人家总要揪着她头发让她往四下看,为此她把头发梳成两缕,分别用皮筋系住,这样人家一只手提住她的手腕,另一只手揪她的头发就特别方便。她就这样被人驾驶着看到了一切,一切部流进她心里。但是她什么都不理解。但是她很愉快,人家要她做的事她都做到了,剩下的事与她无关。她就这样在台上扮演了破鞋。

等到斗完了我们,就该演文艺节目了。我们当然没资格看,就被撵上拖拉机,拉回场部去。开拖拉机的师傅早就着急回家睡觉,早就把机器发动起来。所以连陈清扬的绑绳也来不及松开。我把她抱上拖车,然后车上颠得很,天又黑,还是解不开。到了场部以后,索性我把她扛回招待所,在电灯下慢慢解。这时候陈清场面有酡颜、说道:敦伟大友谊好吧?我都有点等不急了!

陈清扬说,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,正在打开包装,于是她心花怒放,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,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,到底什么是破鞋,以及其它费解的东西: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,来干什么等等。现在她把自己交到了我手里。

在农场里,每回出完了斗争差,陈清扬还要求敦伟大友谊。那时总是在桌子上。我写交待材料也在那张桌子上,高度十分合适。她在那张桌上像考拉那样,快感如潮,经常禁不住喊出来。那时黑着灯,看不见她的模样。我们的后窗总是开着的,窗后是一个很陡的坡。但是总有人来探头探脑,那些脑袋露在窗台上好像树枝上的寒鸦。我那张桌子上老放着一些山梨,硬得人牙咬不动,只有猪能吃。有时她拿一个从我肩上扔出去,百发百中,中弹的从陡坡上滚下去。这种事我不那么受用,最后射出的精液都冷冰冰,不瞒你说,我怕打死人,像这样的事倒可以写进交待材料,可是我怕人家看出我在受审查期间继续犯错误,给我罪加一等。





(十)

后来我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,谈到各种事情。谈到了当年的各种可能性,谈到了我写的交待材料,还谈到了我的小和尚。那东西一听别人谈到它,就激昂起来,蠢动个不停。因此我总结道,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,但是没有锤动。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。为了伟大友谊,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三圈。我这个人,一向不大知道要脸。不管怎么说,那是我的黄金时代。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。我认识那里好多人,包括赶马帮的流浪汉,山上的老景颇等等。提起会修表的王二,大家都知道。我和他们在火边喝那种两毛钱一斤的酒,能喝很多。我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。

除了这些人,猪场里的猪也喜欢我,因为我喂猪时,猪食里的糠比平时多三倍。然后就和司务长吵架,我说,我们猪总得吃饱吧。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,要送给一切人。因为他们都不要,所以都发泄在陈清扬身上了。

我和陈清扬在饭店里敦伟大友谊,是娱乐性的。中间退出来一次,只见小和尚上血迹斑斑。她说,年纪大了,里面有点薄,你别那么使劲。她还说,在南方呆久了,到了北方手就裂。而蛤咧油的质量下降,抹在手上一点用都不管。说完了这些话,她拿出一小瓶甘油来,抹在小和尚上面。然后正着敦,说话方便。我就像一根待解的木料,躺在她分开的双腿中间。

陈清扬脸上有很多浅浅的皱纹,在灯光下好像一条条金线。我吻她的嘴,她没反对。这就是说,她的嘴唇很柔软,而且分开了。以前她不让我吻她嘴唇,让我吻她下巴和脖子交界的地方。她说,这样刺激性欲。然后继续谈到过去的事。

陈清扬说,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。虽然被人称做破鞋,但是她清白无辜。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。听了这话,我笑起来。但是她说,我们在干的事算不上罪孽。我们有伟大友谊,一起逃亡,一起出斗争差,过了二十年又见面,她当然要分开两腿让我趴进来。所以就算是罪孽,她也不知罪在何处。更主要的是,她对这罪恶一无所知。

然后她又一次呼吸急促起来。她的脸变得赤红,两腿把我用力夹紧,身体在我下面绷紧,压抑的叫声一次又一次穿过牙关,过了很久才松驰下来。这时她说很不坏。

很不坏之后,她还说这不是罪孽。因为她像苏格拉底,对一切都一无所知。虽然活了四十多岁,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,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。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,把她押上台去斗争,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,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。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,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。她是如此无知,所以她无罪。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。

陈清扬说,人活在世上、就是为了忍受摧残,一直到死。想明了这一点,一切都能泰然处之。要说明她怎会有这种见识,一切都要回溯到那一回我从医院回来,从她那里经过进了山。我叫她去看我,她一直在犹豫。等到她下定了决心,穿过中午的热风,来到我的草房前面,那一瞬间,她心里有很多美丽的想像。等到她进了那间草房,看见我的小和尚直挺挺,像一件丑恶的刑具。那时她惊叫起来,放弃了一切希望。

陈清扬说,在此之前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,她走到院子里去。那时节她穿着棉衣,艰难地爬过院门的门槛。忽然一粒砂粒钻进了她的眼睛。这是那么的疼,冷风又是那样的割脸,眼泪不停地流。她觉得难以忍受,立刻大哭起来,企图在一张小床上哭醒,这是与生俱来的积习,根深蒂固。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,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。

陈清扬说,她去找我时,树林里飞舞着金蝇。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,穿过衣襟,爬到身上。我呆的那个地方可算是空山无人。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,从天顶落下来。在一件薄薄的白大褂下,她已经脱得精光。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。不管怎么说,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,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。

陈清扬说,她到山里找我时,爬过光秃秃的山岗。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,吹过她的性敏感带,那时她感到的性欲,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。它放散开,就如山野上的凤。她想到了我们的伟大友谊,想起我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去。她还记得我长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,论证她是破鞋时,目光笔直地看着她。她感到需要我,我们可以合并,成为雄雌一体。就如幼小时她爬出门槛,感到了外面的风。天是那么蓝,阳光是那么亮,天上还有鸽子在飞。鸽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。此时她想和我交谈,正如那时节她渴望和外面的世界合为一体,溶化到天地中去。假如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,那实在是太寂寞了。

陈清扬说,她到我的小草房里去时,想到了一切东西,就是没想到小和尚。那东西太丑,简直不配出现在梦幻里。当时陈清扬也想大哭一场,但是哭不出来,好像被人捏住了喉咙。这就是所谓的真实。真实就是无法醒来。那一瞬间她终于明白了在世界上有些什么,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,走上前来,接受摧残,心里快乐异常。

陈清扬还说,那一瞬间,她又想起了在门槛上痛哭的时刻。那时她哭了又哭,总是哭不醒。而痛苦也没有一点减小的意思。她哭了很久,总是不死心。她一直不死心,直到二十年后面对小和尚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面对小和尚。但是以前她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。

陈清扬说,她面对这丑恶的东西,想到了伟大友谊。大学里有个女同学,长得丑恶如鬼(或者说,长得也是这个模样),却非要和她睡一个床。不但如此,到夜深入静的时候,还要吻她的嘴,摸她的乳房。说实在的,她没有这方面的嗜好。但是为了交情,她忍住了。如今这个东西张牙舞爪,所要求的不过是同一种东西。就让它如愿以尝,也算是交友之道。所以她走上前来,把它的丑恶深深埋葬,心里快乐异常。

陈清扬说,到那时她还相信自己是无辜的。甚至直到她和我逃进深山里去,几乎每天都敦伟大友谊。她说这丝毫也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坏,因为她不知道我和我的小和尚为什么要这样。她这样做是为了伟大友谊,伟大友谊是一种诺言。守信肯定不是罪孽。她许诺过要帮助我,而且是在一切方面。但是我在深山里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,彻底玷污了她的清白。





(十一)

我写了很长时间交待材料,领导上总说,交待得不彻底,还要继续交待。所以我以为,我的下半辈子要在交待中度过。最后陈清扬写了一篇交待材料,没给我看,就交到了人保组。此后就再没让我们写材料。不但如此,也不叫我们出斗争差。不但如此,陈清扬对我也冷淡起来。我没情没绪地过了一段时间,自己回了内地。她到底写了什么,我怎么也猜不出来。

从云南回来时我损失了一切东西:我的枪,我的刀,我的工具,只多了一样东西,就是档案袋鼓了起来。那里面有我自己写的材料,从此不管我到什么地方,人家都能知道我是流氓。所得的好处是比别人早回城,但是早回来没什么好,还得到京郊插队。

我到云南时,带了很全的工具,桌拿子、小台钳都有。除了钳工家具,还有一套修表工具。住在刘大爹后山上时,我用它给人看手表。虽然空山寂寂,有些马帮却从那里过。有人让我鉴定走私表,我说值多少就值多少。当然不是白干。所以我在山上很活得过。要是不下来,现在也是万元户。

至于那把双筒猎枪,也是一宝。原来当地卡宾枪老套筒都不希罕,就是没见过那玩意。筒子那么粗,又是两个管,我拿了它很能唬人。要不人家早把我们抢了。我,特别是刘老爹,人家不会抢,恐怕要把陈清扬抢走。至于我的刀,老拴在一条牛皮大带上。牛皮大带又老拴陈清扬腰上。睡觉做爱都不摘下来。她觉得带刀很气派。所以这把刀可以说已经属于陈清扬。枪和刀我已说过,被人保组要走了。我的工具下山时就没带下来,就放在山上,准备不顺利时再往山上跑。回来时行色匆匆,没顾上去拿,因此我成了彻底的穷光蛋。

我对陈清扬说,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在最后一篇交待里她写了什么。她说,现在不能告诉我,要告诉我这件事,只能等到了分手的时候,第二天她要回上海,她叫我送她上车站。

陈清扬在各个方面都和我不同。天亮以后,洗了个冷水澡(没有热水了),她穿戴起来。从内衣到外衣,她都是一个香喷喷的LADY。而我从内衣到外衣都是一个地道的土流氓,无怪人家把她的交待材料抽了出来,不肯抽出我的。这就是说,她那破裂的处女膜长了起来。而我呢,根本就没长过那个东西。除此之外,我还犯了教唆之罪,我们在一起犯了很多错误,既然她不知罪,只好都算在我账上。

我们结了账,走到街上去。这时我想,她那篇交待材料一定淫秽万分。看交待材料的人都心硬如铁,水平无比之高,能叫人家看了受不住,那还好得了?陈清扬说,那篇材料里什么也没写,只有她真实的罪孽。

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,是指在清平山上。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,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,头发低垂下去,直到我的腰际。天上白云匆匆,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,打得非常之重,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。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,继续往山上攀登。

陈清扬说,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,就瘫软下来,挂在我肩上。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,小鸟依人,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,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部遗忘。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,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。

在车站上陈清扬说,这篇材料交上去,团长拿起来就看。看完了面红耳赤,就像你的小和尚。后来见过她这篇交待材料的人,一个个都面红耳赤,好像小和尚。后来人保组的人找了她好几回,让她拿回去重写,但是她说,这是真实情况,一个字都不能改。人家只好把这个东西放进了我们的档案袋。

陈清扬说,承认了这个,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。在人保组里,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,就是想让她明白,谁也不这么写交待。但是她偏要这么写。她说,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,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。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,现在又加上,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。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。前者该当出斗争差,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。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,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……

陈清扬告诉我这件事以后,火车就开走了。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




后记



罗素先生在他的《西方的智慧》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: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!我同意这句话,但我认为,书不管大小,都可以成为灾难,并且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。

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,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,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。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,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;同时也会认为,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,本世纪初,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,在伦敦展开,引起了很大轰动——他画的天空完全是红的。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,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,抬头看天时,发现因为污染的缘故,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。天空应当是蓝色的,但实际上是红色的;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;但实际上,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。本书中《黄金时代》第一辑,曾在台湾《联合报)连载。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和《我的阴阳两界》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。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;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,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:这些小说虽然好看,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,不能激励人们向上,等等。笔者虽是谦虚的人,却不能接受这些意见。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,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。我以为自己的本人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,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。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,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。

我知道,有很多理智健全、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,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。至于浑浑噩噩、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,我还没有考虑过。不管怎么说,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,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;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、善恶莫辨的状态,需要无时不刻的说教,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。

自我懂事以来,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,对我国人的智力、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,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。当然,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,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。

有关这本书,还有最后一点要说:本世纪初,有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被称为“伦敦天空的发明者”。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,假如有人说,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,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.众所周知,这种发明权屑于更伟大的人物、更伟大的力量。

本书得以面世,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必须说明,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.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,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,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。

作者

一九九四年六月





白 银 时 代

1

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,老师在讲台上说道:“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。”我坐在第一排,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,眼睛看着窗外。那一天天色灰暗,空气里布满了水汽。窗外的山坡上,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,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,在乾裂的松塔之间,有两只松鼠在嬉戏、做爱。

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。教室里很黑,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。松鼠跳跳蹦蹦,忽然又凝神不动。天好像是要下雨,但始终没有下来。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,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。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,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。

老师说,世界是银子的。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。这句话没头没尾,所以是一个谜。我把右手从腮下拿下来,平摊在桌子上。这只手非常大,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——当然,它不是一根,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。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,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。在我身后,黑板像被水洗过,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。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,这位老师皮肤白晰,个子不高,留了一个娃娃头,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。那一天不热,但异常的闷,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。老师向我走来时,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。据说,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——这种爬虫天黑以后什么眼睛都看不见,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到红外线,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,它马上就能发现。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,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。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,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。据她说,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,我的感觉却是相反。绸衫质地紧密,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,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;所以,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……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。

天气冷时,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,在校园里走来走去,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——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。有人说,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,这是个下流的猜想。据我所知不是这样:虽然没穿别的东西,但内裤是穿了的。老师说,她喜欢用光腿去趟冰冷的皮衣。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,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,但从来就不穿袜子。这样她就既省衣服、又省鞋,还省了袜子。我就完全不是这样: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,既费衣服又费鞋。更费袜子——我的体重很大,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。学校里功课很多,都没什么意思。热力学也没有意思,但我没有缺过课。下课以后,老师回到宿舍里,坐在床上,脱下脚上的靴子,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,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晰、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。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,穿着压皱的衣服,眼睛睁得很大,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;在庞大的脸上,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。我的故事开始时,天气还不冷。这门课叫作“热力学二零一”,九月份开始。但还有“热力学二零二”,二月份开始;“热力学二零三”,六月份开始。不管叫二零几,都是同一个课。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。

我猛然想到: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,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,又当如何……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——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。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,大概也是这样子。对它来说,现代太吵、太乾燥,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,所以会蔫掉。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,像个蓝球队用的训练馆,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,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它还是要蔫掉。从后面看它,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。尾巴上肉很多,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,会感到垂涎欲滴的。从前面去看,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,像条冬眠中的蛇,在脖子的顶端,小小的三角脑袋上,眼睛紧闭着——或者说,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。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,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,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。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,它就要被勒死了。

我就是那条蛇颈龙,摊倒在水泥地上,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。透过灰色的薄膜,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。忽然,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,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。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,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。随着雾气散去,我也从地下升起,摇摇晃晃,直达顶棚——这一瞬间的感觉,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。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。于是我低下头来,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——目标是老师的脖子。有位俄国诗人写过: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而落在嘴边的紫罗兰。这位诗人的名字叫作马雅可夫斯基。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。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,它也需要受点教育,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……不管怎么说罢,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,我有恐高症。老师转过身来,睁大了惊恐的双眼,然后笑了起来。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,其实是不难看的——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,而是人龙恋……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,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。其实,在上大学时,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: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,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,就如蛇颈龙的脖子。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:绕到侧面一看,我的眼睛是睁着的。既然我醒着,就不用把我叫醒了——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,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:世界是银子的。





2

现在是2020年。早上,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,雾汽正浓。清晨雾汽稀薄,随着上午的临近,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——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。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,又黑又亮。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,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,树皮往下淌着水。在浓雾之中,树好像患了病。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,把手搭在腮下,就这样不动了。从大学时代开始,我就经常这个模样,有人叫我扬子鳄,有人叫我守宫——总之都是些爬虫。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,我像冬天的爬虫,不像夏天的爬虫。大夫说我有抑郁症。他还说,假如我的病治不好,就活不到毕业。他动员我住院,以便用电打我的脑袋,但我坚决不答应。他给我开了不少药,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。乌龟吃了那些药,变得焦躁起来,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,听到音乐就人立起来跳迪斯科,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,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——这些药真是厉害。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。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:我是有抑郁症。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,它使我招人讨厌,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。

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,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。现在没有下雨,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。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,穿着橡胶雨衣,雨衣又黑又亮,像鲸鱼的皮——这是保安人员。我把车窗摇了下来,问道:你有什么问题?他愣了一下,脸上泛起了笑容,说道: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这话的意思是说,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,从车上下来,到办公室里去——假如我不走的话,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,站下去的意思也是说: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,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。相比之下,我们倒像是些土匪。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,背对着他时,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——我猜他是闻到味了,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,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——随他去好了。走进办公室,我在桌后坐下,坐了没一会儿,对面又站了一个人,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: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。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。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,放在桌子上,伸直了脖子,正视着我的上司——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

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《师生恋》的小说。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,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,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,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,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,我也总是要写下去。

在黑色的皮衣下,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。在椅子上坐久了,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——好像挨了打,触目惊心。那件衣服并不暖和,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。在夏季,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——她好像懒得熨衣服,那衣服皱了起来,显得小了。好在她还没懒得拽。拽来拽去,衣服也就够大了。

这故事发生的时节,有时是严冬,有时是酷暑。在严冬,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,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。有些整块地陈列着,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——其实,我并不喜欢冷。在酷暑时节,从敞开的门到窗口,流动着乾热的风。除了老师授课声,还能听到几声脆响。那是构成门框、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。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。从本性来说,我讨厌潮湿。但我别无选择——因为这是我唯一能选择的东西。在潮湿的秋季,老师说: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……这是一道谜语。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,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。在班上,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。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,也没有讲台,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,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:有时,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,头头在室里时,就会来问上一句:喂!怎么了你?我把一只手拿下来,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:屏幕上慢慢悠开始出现一些字。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:你干什么呢?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,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,屏幕上还是在出字,但丝毫也不见快些。假如她再敢来问,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,屏幕上还是在出字,好像见了鬼。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。原本它就是老爷货,比我快不了好多,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。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,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,每个都有核桃大小,显得很多——实际上不多。头头再看到我时,就摇摇头,叹口气,不管我了。所有的字都出完了,屏幕变得乌黑,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。它变成了一面镜子,映着我眉毛稀疏,有点虚胖的脸……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。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。这个屏幕不是平的,它是一个曲面,像面团里的发酵粉,使人虚胖。她说道:你到底在干些什么……她紧追不舍,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。人不该发愣,除非他想招人眼目。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。

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。老师说,未来世界是银子的。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,穿着白色的长袍。在她身后没有黑板,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。虽然时间尚早,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乾燥的热意。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,开始打瞌睡,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……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,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——但是已经晚了,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。在黑色的眼晕下,老师的眼睛睁大了,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。她打了个榧子,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,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。如你所知,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,他们尽量把我举高,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——实际上,我自己缩成了一团,吊在他们的手臂上,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,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。就是这样,脚还是会落在地下。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,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大郎——这很有几分滑稽。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。这些学生像我一样,头顶剃得秃光光,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,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——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,四肢摊开,绑在四个铁环上。此后我就呈X形站着,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。有一片阴影遮着我,随着中午的临近,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,直至不存在,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。沙漠里的风会把砂粒灌进我的口鼻。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,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,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。她会带来一罐蜜糖,刷在我身上。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,云集在我身上——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。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,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。我想骆驼也缺盐分,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——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它是只母骆驼……它把遮羞布吃掉了,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,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。字典上说,骆驼是论峰的。所以该写:“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”,我压低了嗓子对它说:去,去!找公骆驼玩去……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。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——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。如你所知,克利奥佩屈拉红颜薄命,被一条毒蛇咬死了。写这样一个故事,不能说是不尊重老师。





3

办公室里鸦雀无声,就像在学校里的习题课上。如你所知,学校里有些重大课程设有习题课,把学生圈在教室里做习题——对我来说,这门课叫作“四大力学”,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。老师还没有资格讲这样的重大课程,但她总到习题课上来,坐在门口充当牢头禁子的角色——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打瞌睡。我也来到习题课上,把温热的大手贴在脸上,目不转睛地看着她,发现她摇晃得很有韵律。不时有同学走到她面前交作业,这时她就醒来,微笑着说道:做完了?谢谢你。总得等多数人把习题做完,这节课才能结束。所以她要谢谢每个交作业的人,但我总不在其中。每门课我都不交作业,习题分总是零蛋……老师在习题课上,扮演的正是办公室里头头的角色。

现在头头不在班上,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我的麻烦。很不幸的是,现在我自己也当了本室的头头,虽然在公司里我还是别人的手下。据说头头该教手下人如何写作,实际上远不是这样。没人能教别人写作,我也不能教别人写作——但我不能拒绝审阅别人的稿子。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,然后离去。过上半小时,或者一个小时,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,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,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,就在阅稿签上签上我的名字。有些人在送稿来时,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,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,这件事我会记住的,虽然他(或者她)说话时,我像一个死人,神情呆滞目光涣散,但我还是在听着。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,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,还会翻到那一页,仔细地看看那一段。看完了以后,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,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,把那一段圈起来,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——如你所知,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。在枪毙稿子时,我看的并不是稿纸,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,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胀红,眼睛变得水汪汪的,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。假如此人是女的,并且梳着辫子,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——这是枪毙的情形。被毙掉以后,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,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。很显然,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,但我也不能谁都毙。不枪毙时,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,用皮筋扎起来,取过阅稿签来签字,从始至终头都不抬。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,把桌椅碰得叮当响,从我身边走过时,假作无心地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,走了出去。不管怎么狠命,结果都是一样。我不会叫疼的,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——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。

当初我写《师生恋》时,曾兴奋不已——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。现在它让我厌烦。我宁愿口干舌燥、满嘴砂粒,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,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。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:在水槽周围,好多骆驼正要喝水。我落到了它们中间,水花四溅,这使它们暂时后退,然后又拥上来,把头从我头侧、胯下伸下去,为了喝点水。那些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,积满了混浊、发烫的水。但我别无选择,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——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,这使水的味道更臭。在远处的石阶上,老师扬着脸,雪白的下巴尖削,不动声色地看着我——她的眼睛是紫色的。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,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,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,带回教室,按在蒲团上,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——虽然这样的故事准会被枪毙,但我坚信,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,并且一定要他相信,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。

我坐在办公室的门口,这是头头的位置。如你所知,没人喜欢这个位置……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,这扇窗通向天顶,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,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汽。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,透过楼中间的狭缝,照在雾汽上。有这样的房子:它的房顶分作两半,一半比另一半高,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。天光从这里透入,照着蒙蒙的雾汽——这是一间浴室。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,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。我岔开双腿站着——这样站着是很累的。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。所以,我时常向前倒去,挂在拴住的双臂上,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,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。等到疼得受不了,我再站起来。不管怎么说罢,这总是种变化。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,坐在变换不定的光线中。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,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。每当她朝我看来时,我就站直了,把身体紧贴着墙壁,抬头看着天顶,雾气从那里冒了出去,被风吹走。她从水里爬了出来,朝我走来,此时我紧紧闭上眼睛……后来,有只小手捏住我的下巴,来回扳动着说:到底在想什么呢?我也一声不吭。在她看来,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“X”。X是性的符号。我就是这个符号,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……但假如能有一个新故事,哪怕是在其中充当一个符号,我也该满意。





4

将近中午时,我去见我的头头,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。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——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!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。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,扭着脖子,就如宰好的鸡;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。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,小脸上甚是安详——她虽然身轻如燕,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。我一枪正打在她左乳房下面,鲜血从藏青色的上装里流了出来。我室还有另一花朵,身材壮硕,仿佛是在奔逃之中被我放倒了,在尸丛中作奔跑之势,两条健壮的长腿从裙子里伸了出来。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,可惜你看不到。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——没有生活依据。上司翻开这些稿子,拣我打了叉子的地方看了起来。我木然地看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——它照在光滑的地板上,又反射到天花板上,再从天花板上反射下来时,就变成一片弥散的白光——头头合上这些稿子,朝我无声地笑了笑,把它放到案端。然后朝我伸出手来说:你的呢?我呈上几页打印纸。

在这些新故事里,我是克利奥佩屈拉的男宠或者一条蛇颈龙——后者的长度是五十六公尺,重量是二百吨。假如它爬进了这间办公室,就要把脖子从窗口伸出去,或者盘三到四个圈,用这种曲折委婉的姿式和头头聊天。我期望头头看到这些故事后勃然大怒,拔出把手枪,把我的脑袋轰掉,我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。

我们这里和埃及沙漠不同。我们不仅是写在墙上的符号,还写着各种大逆不道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送到了头头的案端,等着被红笔叉掉。红笔涂出一个“X”,如你所知,X是性的符号……头头看了我的稿子以后笑了笑,把它们收到抽屉里。这位头头和我年龄相仿,依旧艳丽动人,描着细细的眉毛,嘴唇涂得十分性感。她把手指伸在玻璃板上,手指细长而且惨白,叫人想起了爬在桑叶上的蚕——她长着希腊式的鼻子,绰号就叫克利奥佩屈拉,简称“克”。“克”又一次伸出手来说:还有呢?我再次呈上几页打印纸,这是第十一稿《师生恋》。她草草一看,说道:时间改在秋天啦……就把它放案端那叠稿子的顶端,连一个叉子都没打。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,但我知道,我的脸变成了灰色。“克”把手放在玻璃板上,脸上容光焕发,说道:你的书市场反应很好,十几年来畅销不衰——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。我的脸色肯定已经变成了猪肝色。“克”最懂得怎么羞辱我,就这么草草一翻,就看出这一稿的最大改变:故事的时间改在了秋季。她还说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……其实这书稿从我手里交出去以后,还要经过数十道删改,最后出版时,时间又会改回夏季,和第一版一模一样了。这些话严重地伤害了我。她自己也是小说家,所以才会这么坏……我默默地站了起来,要回去工作。“克”也知道这个玩笑开得不好,压低了声音说道:你的稿子我会好好看的。她偷偷脱下高跟鞋,把脚伸了出来,想让我踩一脚。但我没踩她。我从上面跳过去了。

我在抑郁中回到自己位子上。现在无事可做,只能写我的小说:“老师的脸非常白,眉毛却又宽又黑。但教室里气氛压抑……她把问题又说了一遍,世界是银子的,我很不情愿地应声答道:你说的是热寂之后。这根本不是热力学问题,而是一道谜语: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,就如一个银元宝。众所周知,银子是热导最好的物质,在一块银子上,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。至于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么多银子发财,我并不确切知道。这样我就揭开了谜底。

我又把头转向窗口,那里拦了一道铁栅栏,栅栏上爬了一些常春藤,但有人把藤子截断了,所以常春藤正在枯萎下去。在山坡上,那对松鼠已经不在了。只剩了这面窗子,和上面枯萎的常春藤,这些藤子使我想到了一个暗房,这里横空搭着一些绳子,有些竹夹夹住的胶卷正在上面晾乾。这里光线暗淡,空气潮湿,与一座暗房相仿。

老师听到了谜底,惊奇的挑起眉毛来。她摇了摇头,回身朝讲台走去。我现在写到的事情,是有生活依据的。”生活“是天籁,必须凝神静听。老师身高大约是一米五五,被紧紧地箍在发皱的绸衫里。她要踮起脚尖才能在黑板上写字。有时头发披散到脸上,她两手都是粉笔沫,就用气去吹头发:两眼朝上看,三面露白,撅起了小嘴,那样子真古怪——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写了很多遍了。在潮湿的教室里,日光灯一明一灭……”每次我写出这个谜底,都感到沮丧无比。因为不管我乐意不乐意,我都得回到最初的故事,揭开这个谜底:这就像自渎一样,你可以想像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开端,最后总是一种结局:两手粘糊糊……我讨厌这个谜底。我讨厌热寂。既然已经揭穿了谜底,这个故事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。

现在可以说说在我老师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了:“走进那房间的大门,迎着门放了一张软塌塌的床,它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,把几个小书架挤到了墙边上。进了门之后,床边紧紧挤着膝盖。到了这里,除了转身坐下之外,仿佛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,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身坐下,就关不上门。等把门关上,我们面对一堵有门的墙,墙皮上有细小的裂纹,凸起的地方积有细小的灰尘,我们呆在这面高墙的下面。我发现自己在老师沉甸甸手臂的拥抱之中。她抓住我的T恤衫,想把它从我头上拽下来。这件事颇不容易,你可以想象一个小个子女士在角落里搬动电冰箱,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后来她说:他妈的!你把皮带解开了呀。皮带束住了短裤,短裤又束住了T恤衫,无怪她拽不掉这件衣服,只能把我拽离地面。此时我像个待绞的死刑犯,那件衣服像个罩子蒙在我头上,什么都看不见,手臂又被袖筒吊到了半空中。我胡乱摸索着解开皮带。老师拽掉了衣服,对我说道:我可得好好看看你——你有点怪。这时我正高举着双手,一副交枪投降的模样。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曾经交枪投降,但很少会有我这么壮观的投降模样。我的手臂很长,坐在床上还能摸到门框……”





5

假如你在街上看到我,准会以为我是个打蓝球的,绝不会想到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上班。我身高两米一十多。但我从来就没上过球场,连想都没敢想过——我太笨了,又容易受伤——这样就白花了很多买衣服和买鞋的钱。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很贵的。每次我上公共厕所,都会有个无聊的小男孩站到我身边,拉开拉锁假装撒尿,其实是想看看我长了一条怎样的货色。我很谦虚地让他先尿,结果他尿不出来。于是,我就抓住他的脖子,把他从厕所里扔出去。

我的这个东西很少有人看到,和身坯相比,货色很一般。在成熟、甚至是狰狞的外貌之下,我长了一个儿童的身体:很少有体毛,身体的隐秘部位也没有色素沉积——我觉得这是当学生当的,像这样一个身体正逐步地暴露在老师面前,使我羞愧无地——我坐在办公室里写小说,写的就是这些。上大学时我和老师恋爱,这是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正逐步暴露在读者面前,使我羞愧无地。看着这些熟悉的字句,我的脸热辣辣的。

我从旧故事里删掉了这样一些细节:刚一关上卧室的门,老师就用双手勾住我的脖子,努力爬了上来,把小脸贴在了我的额头上,用两只眼睛分别瞪住我的眼睛,厉声喝道:傻呵呵的,想什么呢你!我没想到她会这样问我,简直吓坏了,期期艾艾地说道:没想什么?老师说:混帐!什么叫没想什么?她把我推倒在床垫上,伸手来拽我的衣服……此时我倒不害怕了。我把这些事删掉,原因是:人人都能想到这些。人人都能想到的事就像是编出来的。我总在编故事,但不希望人们看出它是编出来的。

“在老师的卧室里,我想解开她胸前的扣子,但没有成功。失败的原因是我手指太粗,拿不住细小的东西;还有一个原因是空气太潮,衣料的摩擦系数因此大增。她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,从绸衫下面钻了出来,然后把它挂在门背后。门背后有个轻木料做成的架子,是个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,上面有凸起的木钉,她把它作挂衣钩来用,但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绘图的仪器。老师留了个娃娃头,她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纤细,而是小巧而又结实……”我的故事只有一种开始,每次都是从热力学的教室开始,然后来到了老师的宿舍。然后解老师胸前的扣子,怎么也解不开——这么多年了,我总该有些长进才好。我想让这个故事在别的时间、地点开始,但总是不能成功。

最近我回学校去过,老师当年住的宿舍楼还在,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黄土地上。这片地上满是碎砖乱瓦,还有数不尽的碎玻璃片在闪光。原来这里还有好几座筒子楼,现在都拆了——如果不拆,那些楼就会自己倒掉,因为它们已经太老了。那座楼也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立方体:人家把它架在脚手架里,用塑料编织物把它罩住,这样它就变得没门没窗,全无面目,只剩下正面一个小口子,这个口子被木栅栏封住,上面挂了个牌子,上书:电影外景地。听人家说,里面的一切都保留着原状,连走廊里的破柜子都放在原地。什么时候要拍电影,揭开编织袋就能拍,只是原来住在楼里的耗子和蟑螂都没有了——大概都饿死了。要用人工饲养的来充数——电影制片厂有个部门,既养耗子又养蟑螂。假如现在到那里去,电工在铺电线,周围的黄土地上停着发电车、吊车;小工正七手八脚地拆卸脚手架——这说明新版本的师生恋就要开拍了。这座楼的样子就是这样。这个电影据说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。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老师。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,我不知道。

人在公司里只有两件事可做: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。别人的稿我已经枪毙完了,现在只能写自己的稿子,在黑色的屏幕上,我垂头丧气地写道:“……她从书架上拿了一盒烟和一个烟灰缸回来。这个烟灰缸上立了一只可以活动的金属仙鹤。等到她取出一支烟时,我就把那只仙鹤扳倒,那下面果然是一只打火机。为老师点烟可以满足我的恋母情结。后来,她把那支烟倒转过来,放到我嘴里。当时我不会吸烟,也吸了起来,很快就把过滤嘴咬了下来,然后那支烟的后半部就在我嘴里解体了,烟丝和烟纸满嘴都是;它的前半截,连同燃烧着的烟头,摊到了我赤裸的胸口上。老师把烟的残骸收拾到烟灰缸里,哈哈地笑起来了,然后她和我并肩躺下。她躺在床上,显得这张床很大;我躺在床上,显得这张床很小;这张床大又不大,小又不小,变成了一样古怪的东西。她钻到我的腋下,拍拍我的胸口说:来,抱一抱。我侧过身来抱住老师——这是此生第一次。在此之前,我谁都没抱过。自己不喜欢,别人也不让我抱。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,见我伸出桅杆似的胳臂去抱他,也会受到惊吓,嚎啕痛哭……后来,我问老师,被我抱住时害不害怕。她看看垂在肩上的胳臂——这样东西像大象的鼻子——摇摇头上的短发,说道:‘不。我不怕你。我怕你干什么?’是啊是啊。我虽然面目可憎,但并不可怕。我不过是个学生罢了。”





6

今天上午,我室全体同仁——四男二女——都被毙掉了。如今世界上共有三种处决人的方法:电椅、瓦斯、行刑队。我喜欢最后一种方法,最好是用老式的滑膛枪来毙。行刑队穿着英国禁卫军的红色军服,第一排卧倒,第二排跪倒,第三排站立,枪声一响,浓烟弥漫。大粒的平头铅子弹带着火辣辣的疼痛,像飞翔的屎克螂迎面而来,挨着的人纷纷倒地,如果能挨上一下,那该是多么惬意啊——但我没有挨上。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这么大的个子,枪毙太糟蹋了。随着下午来临,天色变得阴暗起来。夜幕就如一层清凉的露水,降临在埃及的沙漠里。此时我被从墙上解了下来,在林立的长矛中,走向沙漠中央的行刑地,走向十字架。克利奥佩屈拉坐在金色的轿子里,端庄而且傲慢。夜幕中的十字架远看时和高大的仙人掌相仿……无数的乌鸦在附近盘旋着。我侧着头看那些乌鸦,担心它们不等我断气就会把我的眼睛啄出来。克利奥佩屈拉把手放在我肩头——那些春蚕似的手指在被晒得红肿的皮肤上带来了一道道的剧痛——柔声说道:你放心。我不让它们吃你。我不相信她的话,抬头看着暮色中那两块交叉着的木头,从牙缝里吸着气说道:没关系,让它们吃罢。对不相信的事情说不在意:这就是我保全体面的方法。到底乌鸦会不会吃我,等被钉上去就知道了。克利奥佩屈拉惊奇地挑起了眉毛,先吸了一口气,然后才说:原来你会说话!

将近下班时,公司总编室正式通知我说,埃及沙漠里的故事脱离了生活,不准再写了。打电话的人还抱怨我道:瞎写了些什么——你也是个老同志了,怎么一点分寸都不懂呢。居然挨上了总编的枪子儿,我真是喜出望外。总编说话带着囔囔的鼻音,他的话就像一只飞翔的屎克螂。他还说:新版《师生恋》的进度要加快,下个月出集子要收。我没说什么,但我知道我会加快的。至于恐龙的故事,人家没提。看来“克”没把它报上去,但我的要求也不能太高。接到这个电话,我松了一口气——我终于被枪毙了——我决定发一会呆。假如有人来找我的岔子,我就说:我都被枪毙了,还不准发呆吗。提到自己被枪毙,就如人前显贵。请不要以为,我在公司里呆了十几年就没资格挨枪毙了。我一发呆,全室的人都发起呆来,双手捧头面对单色电脑;李清照生前,大概就是这样面对一面镜子。宋代的镜子质量不高,里面的人影面部臃肿,颜色灰暗——人走进这样的镜子,就是为了在里面发愣。今天,我们都是李清照。这种结果可算是皆大欢喜。忽听屋角哗啦一声响,有人拉开椅子朝我走来。原来还有一个人不是李清照……我有一位女同事,不分季节,总穿棕色的长袖套装。她肤色较深,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,长着有雀斑的圆鼻子和一双大眼睛,像一个卡通里的啮齿动物。现在她朝我走来了。她长得相当好看,但这不是我注意的事。我总是注意到她长得人高马大,体重比一般人为重,又穿着高跟鞋。我从来不枪毙她的稿子,她也从来不踩我——大家相敬如宾。实际上,本室有四男三女,我总把她数漏掉。但她从我身边走过时,我还是要把脚伸出来:踩不踩是她的权利,我总得给她这种机会。怀着这样的心情,我把脚放在可以踩到的地方,但心里忐忑不安。假设有一只猪,出于某种古怪的动机蹲在公路边上,把尾巴伸在路面上让过往的汽车去压,那么听到汽车响时,必然要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尾巴,并且安慰自己说:司机会看到它,他不会压我的……谁知“咯”地一声,我被她踩了一脚,疼痛直接印到了脑子里,与之俱来的,还有失落感——我从旁走过时,“克”都伸出脚来,但我从来不踩;像我这样的身胚踩上一脚,她就要去打石膏啦……这就是说,人家让你踩,你也可以不踩嘛。我禁不住哼了一声。因为这声呻吟,棕色的女同事停了下来,先问踩疼了没有,然后就说:晚上她要和我谈一件事。身为头头,不能拒绝和属下谈话,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。虽然要到晚上谈,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头疼了。

“在老师的卧室里,我抱着她,感到一阵冲动,就把她紧紧地搂住,想要侵犯她的身体;这个身体像一片白色的朦胧,朦胧中生机勃发……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,说道:讨厌!你起开!我放开了她,仰面朝天躺着,把手朝上伸着——一伸就伸到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上。这个暖气片冬天时冷时热,冷的时候温度宜人,热的时候能把馒头烤焦,冬天老师就在上面烤馒头;中午放上,晚上回来时,顶上烤得焦黄,与同合居的烤馒头很相像——同合居是家饭馆,冬天生了一些煤球炉子,上面放着铜制的水壶,还有用筷子穿成串的白面馒头。其实,那家饭店里有暖气,但他们故意要烧煤球炉子——有一回我的手腕被暖气烤出了一串大泡,老师给我涂了些绿药膏,还说了我一顿,但这是冬天的事。夏天发生的事是,我这样躺着,沉入了静默,想着自己很讨厌;而老师爬到我身上来,和我做爱。我伸直了身体,把它伸向老师。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点不快——老师说了我。我的记恨心很重。”我知道自己内心不快时是什么样子:那张长长的大脸上满是铅灰色的愁容。如果能避免不快,我尽量避免,所以这段细节我也不想写到。但是今天下午没有这个限制:我已经开始不快了……“她拍拍我的脸说:怎么,生气了?我慢慢地答道:生气干什么?我是太重了,一百一十五公斤。她说:和你太重没有关系——一会儿和你说。但是一会儿以后,她也没和我说什么。

后来发现,不管做不做爱,她都喜欢跨在我身上,还喜欢拿支圆珠笔在我胸口乱写:写的是繁体字,而且是竖着写,经常把我胸前写得像北京公共汽车的站牌。她还说,我的身体是个躺着很舒服的地方,当然,这是指我的肚子。肚子里盛着些柔软的脏器:大肠、小肠,所以就很柔软,而且冬暖夏凉,像个水床。胸部则不同,它有很多坚硬的肋骨,硌人。里面盛着两片很大的肺,一吸一呼发出噪声。我的胸腔里还有颗很大的心,咚咚地跳着,很吵人。

这地方爱出汗,也不冬暖夏凉——说实在的,我也不希望老师睡在这个地方。胸口趴上个人,一会儿还不要紧,久了会就透不过气来。如你所知,从小到大,我是公认的天才人物。躺在老师身下时,我觉得自己总能想出办法,让老师不要把我当成一枚鸡蛋来孵着。但我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。不但如此,我连动都不能动。只要我稍动一下,她就说:别动……别动。舒服。”我和老师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,每回都是这样的——我只好在她的重压之下睡着了。要是在“棕色的”女同事身下我就睡不着。她太沉了。





7

随着夜幕降临,下班的时刻来临了——这原本是惊心动魄的时刻。在一片寂静中,“克”一脚踹开了我们的门。她已经化好了妆,换上了夜礼服,把黑色的风衣搭在手臂上,朝我大喝一声道:走,陪我去吃晚饭——看到我愁容满面地趴在办公桌上,她又补了一句:不准说胃疼!似乎我只能跟她到俱乐部里去,坐在餐桌前,手里拿着一把叉子,扎着盘子里的冷芦笋。与此同时,她盘问我,为什么我的稿子里会有克利奥配屈拉——这故事的生活依据是什么。有个打缠头的印度侍者不时的来添上些又冷又酸的葡萄酒,好像嫌我胃壁还没有出血。等到这顿饭吃完,芦笋都变成酱了。我的胃病就是这样落下的。但你不要以为,因为她是头头我就愿意受这种折磨。真正的原因是: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其实,晚饭我自会安排。我会把我室那朵最美丽的花绑架到小铺里去吃合洛面。就像我怕冷芦笋,她也怕这种面,说这种面条像蛔虫。那家小铺里还卖另一种东西,就是卤煮火烧——但她宁死都不吃肥肉和下水。我吃面时,她侧坐在白木板凳上,抽着绿色的摩尔烟,尽量不往我这边看。但她必须回答我的逼问:在她稿子里那些被我用红笔勾掉的段落中,为什么会有个身高两米一零的男恶棍——这个高度的生活依据何在,是不是全世界的男人都身高两米一零。整个小饭铺弥漫着下水味、泔水味儿,还有民工身上的馊味。她抱怨说,回家马上就要洗头,要不然头发带有抹布味——但你不要以为我是头头她就愿意受这种折磨。真正的原因是:我是个身长两米多的男人。不管身长多少,魅力如何,人的忍耐终归是有限。等到胃疼难忍,摩尔烟抽完,我们已经忍无可忍,挑起眉毛来厉声问道:你到底要干什么?让我陪你上床吗?听到这句问话,我们马上变得容光焕发,说我没这个意思,还温和地劝告说:不要把工作关系庸俗化……其实谁也不想让谁陪着上床,因为谁都不想把工作关系庸俗化——我们不过是寻点乐子罢了。但是,假如没有工作关系,“克”肯定要和我上床,我肯定要和那朵美丽的花上床。工作关系是正常性关系的阻断剂,使它好像是种不正常的性关系。今天晚上我没有跟“克”去吃饭,我只是把头往棕色的女同事那边一扭,说道:我不能去——晚上有事情。“克”看看我,再看看“棕色的”,终于无话可说,把门一摔,就离去了。然后,我继续趴着,把下巴支在桌面上,看着别人从我面前走过。最美丽的花朵最先走过,她穿着黑色的皮衣,大腿上带着坐出的红色压痕,触目惊心——我已经说过我不走,有事情,这就是说,他们可以先走了。这句话就如一道释放令。他们就这样不受惩罚地逃掉了。

“棕色的”要找我谈话,我猜她不是要谈工资,就是要谈房子。如你所知,我们是作家,是文化工作者,谈这种低俗事情总是有点羞涩,要避开别人。这种事总要等她先开口,她不开口我就只能等着。与此同时,我的同事带着欢声笑语,已经到了停车场上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,但又无可奈何……

晚上,公司的停车场的上满是夜雾,伸出手去,好像可以把雾拿到手里——那种粘稠的冷冰冰的雾。这种雾叫人怀念埃及沙漠……天黑以后,埃及沙漠也迅速地冷了下来,从远处的海面上,吹来了带腥味的风。在一片黑暗里,你只能把自己交付给风。有时候,风带来的是海洋的气味,有时带来的是乾燥得令人窒息的烟尘,有时则带来可怕的尸臭。在我们的停车场上,风有时带来浓郁的花香,有时带来垃圾的味道。最可怕的是,总有人在一边烧火煮沥清,用来修理被压坏的车道。沥清熬好之后,他们把火堆熄掉——用的是自己的尿。这股味没法闻。我最讨厌从那边来的风……

我读大学时,学校建在一片荒园里。这里的一切亭榭都已倒塌,一切池沼都已乾涸,只余下一片草木茂盛的小山,被道路纵横切割,从天上看来,像个乌龟壳——假如一条太古爬来的蛇颈龙爬到了我们学校,看到的就是这些。它朝着小山俯下头来,想找点吃的东西,发现树叶上满是尘土,吃起来要呛嗓子眼。于是它只好饿着肚子掉头离去。天黑以后,这里亮着疏疏落落的路灯。

有个男人穿着雨衣,兜里揣着手电筒,在这里无奈地转来转去,吓唬过往的女学生——他是个露阴癖。老师的样子也像个女学生,从这里走过时,也被他吓唬过……看到手电光照着的那个东西,她也愣了一愣,然后抬头看看那张黑影里的脸,说道:真讨厌哪,你!这是冬天发生的事,老师穿着黑色的皮衣,挎着一个蜡染布的包。她总在快速的移动中,一分钟能走一百步——她在我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。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事,但我不能把它写进小说里,因为它脱离了生活——除非这篇小说不叫作《师生恋》,叫作《一个露阴癖的自白》——假如我是那个露阴癖,这就是我的生活。别人也就不能说我脱离生活了。





8

冬天里,有一次老师来上课,带着她的蜡染布包。包里有样东西直翘翘地露了出来,那是根法国式的棍面包。上课之前她把这根面包从包里拿了出来,放在讲台上。我们的校园很大,是露阴癖出没的场所,老师遇到过,女同学也遇到过。被吓的女同学总是痛哭失声,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假如那个吓人的家伙被逮住了,那倒好办:她一哭,我们就揍他。把他揍到血肉模糊,她就不忍心再哭了。问题在于谁都没逮住——所以她们总是对着老师不依不饶。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,有责任安慰受惊吓的人。在讲课之前,她准备安慰一下那些被惊吓的人,没开口之前先笑弯了腰:原来昨天晚上她又碰上那个露阴癖了。那家伙撩起了雨衣的下摆,用手电照着他的大鸡巴。老师也拿出一个袖珍手电筒,照亮了这根棍面包……结果是那个露阴癖受到了惊吓,惨叫一声逃跑了。讲完了这件事,老师就接着讲她的热力学课。但听课的人却魂不守舍,总在看那根棍面包。那东西有多半截翘在讲台的外面,带着金黄色的光泽。下课后她扬长而去,把面包落在了那里。同学们离开教室时,都小心地绕开它锋端所指。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,走以前还端详了它一阵,觉得它的样子很刺激,尤其是那个圆头……然后,这根面包就被遗弃在讲台上,在那里一点点地干掉。我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小说,但总是被“克”枪毙掉,并用红笔批道:脱离生活。在红色的叉子底下,她用绿笔在“棍面包”底下画了一道,批道:我知道了。她知道了什么呢?为什么要写到这个露阴癖和这根棍面包,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
晚上,办公室里一片棕色。“棕色的”穿着棕色的套装。头顶米黄色的玻璃灯罩发出暗淡的灯光,溶在潮湿的空气里,周围是黑色的办公家具。墙上是木制的护墙板。现在也不知是几点了。我伸手到抽屉里取出一盒烟来——我有很多年不抽烟了,这盒烟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,所以它就发了霉,抽起来又苦又涩,但这正是我需要的。办公室里灯光昏暗,像一座热带的水塘——水生植物的茎叶在水里腐烂、溶化,水也因此变得昏暗——化学上把这种水叫作胶体溶液——我现在正泡在胶体溶液里。我正想要打个盹,她忽然开口了。“棕色的”首先提出要看看我的脚丫子,看看它被踩得怎样了。这是从未有过的事:以前他们都是只管踩,不管它怎样的。先是解开重重鞋带,然后这只脚就裸露出来:上面筋络纵横,大脚趾有大号香皂那么大。它穿五十八号鞋,这种鞋必须到鞋厂去定做,每回至少要买两打,否则鞋厂不肯做。总而言之,这只脚还是值得一看的,它和旧时小脚女人的脚恰恰是两个极端。我要是长了一对三寸金莲就走不了路,站在松软的地面上,我还会自己钻到土里去。小脚女人长这双大脚也走不了路,它会左右相绊——但是“棕色的”无心细看,也无心听我解说。她哭起来了。好好的她为什么要哭?就是要长工资,也犯不着哭啊。我觉得自己穿上了一件新衬衣,浆硬的领子磨着脖子,又穿上了挤脚的皮鞋。不要觉得我什么谜都猜得出来。有些谜我猜不出来,还有些谜我根本不想猜。但现在是在公司里。我要回答一切问题,还要猜一切谜。

穿过夜雾,走上停车场,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上了一天班,没人不想回家,虽然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会遭劫——不久之前,有一回下班以后,我和“棕色的”走在停车场上,拣有路灯地方走着,但还是遇上了一大夥强盗。他们都穿着黑皮衣服,手里拿着锋利的刀子,一下子把我围住。停车场上常有人劫道,但很少见他们成群结队的来。这种劫道的方式颇有古风,但没有经济效益——用不着这么多人。我被劫过多少次,这次最热闹,这使我很兴奋,想凑凑热闹。不等他们开口说话,我就把双手高高举了起来,用雷鸣般的低音说道:请不要伤害我,我投降!脱了衣服才能看见,我的胸部像个木桶,里面盛了强有力的肺。那些小个子劫匪都禁不住要捂耳朵;然后就七嘴八舌地说:吵死了——耳朵里嗡嗡的——大叔,你是唱男低音的吧。原来这是一帮女孩,不知为什么不肯学好,学起打劫来了。其中有个用刀尖指住我的小命根,厉声说道:大叔,脱裤子!我们要你的内裤。周围的香水味呛得我连气都透不过来。真新鲜,还有劫这东西的……这回这个故事非常真实。它根本就是真事。被人拿刀子逼住,这无疑是种生活。我苦笑着环顾四周,说道:小姐们,你们搞错了,我的内裤对你们毫无用处——你们谁也穿不上的。除非两个人穿一条内裤——我看你们也没穷到这个份上。你们应该去劫那位大婶的内裤。结果是刀尖扎了我一下,戳我的女孩说道:少废话,快点脱;迟了让你断子绝孙——好像我很怕断子绝孙似的。别的女孩则七嘴八舌地劝我:我们和别人打了赌,要劫一条男人内裤。劫了小号的裤衩,别人会赖的,你的内裤别人没得说——快脱罢,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这个说法使我很感动:我的内裤别人没得说——我居然还有这种用处。我环顾四周,看到闪亮的皮衣上那些尖尖的小脸,还有细粒的粉刺疙瘩。

她们都很激动,我也很激动,马上就要说出:姑娘们,转过身去,我马上就脱给你们……我还想知道她们赌了什么。但就在此时,她们认出了我,说道:你就是写《师生恋》那个家伙!书写得越来越臭——你也长得是真寒碜。寒碜就寒碜,还说什么真寒碜。我觉得头面里有点疼了。头疼是动怒的前兆。你可不要提我写的书,除非你想惹我动怒。

停车场上,所有的路灯从树叶的后面透射出来,混在浓雾里,夜色温柔。不管是在停车场上,还是在沙漠里,都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光。在停车场上,我被一群坏女孩围住,在沙漠里,我被绑在十字架上,背靠着涂了沥清的方木头,面对着一小撮飘忽不定的篝火。在半干的畜粪堆上,火焰闪动了一阵就熄灭了,剩下一股白烟,还有闪烁不定的炭火。天上看不到一颗星,沙漠里的风变得凛冽起来。那股烟常常飘到我的脸上来,像一把盐一样,让我直流眼泪。因为没有办法把眼泪擦干,就像是在哭。其实我没有哭,我只有一只眼在流泪,因为只熏着了一只。一般人哭起来都是双眼流泪,除非他是个独眼龙。

此时我扭过头去,看着老师——她就站在我身边,是茫茫黑夜里的一个灰色影子。她把手放在我赤裸的腿上,用尖尖的手指掐我的皮肤,说道:你一定要记住,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……这是沙漠里的事。在停车场上,我大腿里侧刺痛难当,刀尖已经深深扎进了肉里——与此同时,我头里有个地方刺疼了起来。这个拿刀子的小丫头真是坏死了。另有一个小丫头比较好,她拿了一支笔塞到我手里,说:老师,等会儿在裤衩上签个字吧。我们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你的小说是我们的范本。我常给一些笨蛋签字,但都是签在扉页上,在裤衩上签字还是头一回。但这件事更让我头疼。我叹了口气说:好吧,这可是你们让我脱的;就把裤子脱了下来。那些女孩低头一看,吓得尖叫一声,掩面返走;原因是我的性器官因为受到惊吓,已经勃起了,在路灯的光下留下长长的黑色影子——样子十分吓人。出了这种事,我禁不住哈哈大笑——假如我不大笑,大概还不会把她们吓跑:那声音好像有一队咆哮的老狗熊迎面扑来。在停车场的路灯下,提着裤子、挺着个大鸡巴,四周是正在逃散的小姐们,是有点不像样子。但非我之罪,谁让她们来劫我呢。

小姐们逃散之后,一把塑料壳的壁纸刀落在了地上,刀尖朝下,在地下轻轻地弹跳着。我俯身把它拣了起来,摸它的刀片——这东西快得要死,足以使我断子绝孙。我把它收到口袋里,回头去看“棕色的”。这女人站在远处,眯着眼睛朝我这边看着。她像蝙蝠一样瞎,每次下班晚了,都得有人领她走过停车场,否则她就要磕磕碰碰,把脸摔破。上班时别人在她耳畔说笑话,她总是毫无反应。所以她又是个聋子,最起码在办公室里是这样。她大概什么都没看到、没听到。这样最好。我收敛起顽劣的心情,束好裤子,带她走出停车场——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说。但我注意到,停车场上夜色温柔……当天夜里在睡梦中,我被吊在十字架上,面对着阴燃着的骆驼粪。整个沙漠像一个隐藏在黑夜里的独眼鬼怪。老师在我耳畔低语着,说了些什么我却一句也没记住。她把手伸进我胯下的遮羞布里,那只手就如刀锋,带来了残酷的刺激。就是这种残酷的刺激使我回到了白银时代。





9

我在办公室里,坐在“棕色的”对面。她还没有开口,但我已经感到很糟糕了。可能她要找我谈的事既不是房子,也不是工资,而是些别的……我既不想和她谈房子,也不想谈工资——我不管房也不管工资,我只管受抱怨。但我更不想谈别的。别的事情对我更坏。

那天遇劫后,回家洗澡时,我看到胯间有个壁纸刀扎的伤口。它已经结了痂,就像个黑色的线头,对我这样的巨人来说,这样的伤口可以说是微不足道,我还在上面贴了创可贴。但它刺疼不已,好像里面有一根针。我把那把刀找了出来,仔细地看了半天,刀片完好无损,没有理由认为伤口里有什么东西,只好让它疼下去了。也许因为疼痛的刺激,那东西就从头到脚直撅撅的,和在停车场上遇劫时一样。细说起来它还不止是直,从前往后算,大约在三分之一的长度上有点弯曲——往上翘着,像把尼泊尔人用的匕首。用这种刀子捅人,应该往肚子上捅,刀尖自然会往上挑,给人以重伤。总而言之,这种向上弯的样子实在恶毒。假如夜里“棕色的”看见了它,我就会有点麻烦。因为我有责任让她见不到它。这个东西原来又小又老实,还不算太难看,被人用刀子扎了一下,就变又大又不老实,而且丑极了。这就是说,落下后遗症了。

在我的另一个故事里也有这样一幕:在沙漠里,克利奥佩屈拉把我的缠腰布解开,里面包裹的东西挺立起来,就如沙漠里怒放的仙人掌花。呼啸的风搅动砂砾——在锐利的砂砾中间,它显得十分浑圆,带有模糊不清的光泽,在风里摇摆不定。老师带着笑意对我说:怎么会是这样的?对此我无法解释。我低下头去,看到脚下的麻袋片里包裹的东西:一个铜锤和若干扁头钉子。老师拾起一根钉子,拿到我的面前:钉头像屎克螂一样大,四棱钉体上还带有锻打的痕迹:这就是公元前的工艺水平,比现代的洋钉粗笨,但也有钉得结实的好处。老师就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,在此之前,她先要亲吻我,左手举着那根钉子,右手把那根直撅撅的东西拨开,踮起脚尖来……

我抬起头来,环视四周——灰蒙蒙的沙漠里,立着不少十字架。昨天的同学都被钉在上面。人在十字架上会从白变棕、从棕变黑,最后干缩成一团,变得像一只风干的青蛙、一片烧过的纸片——变成一种熔化后又凝固的坚硬胶状物,再然后在风砂中解体。然后我又去看老师,她已经拿起了铜锤,准备把钉子敲进我的掌心。这是变成风干青蛙的必要步骤。老师安慰我说:并不很疼。我很有幽默感地说道:那你怎么不来试试?她大笑了起来,此时我才发现,老师的声音十分浑厚。

顺便说一句,我仔细考虑过怎样处死我自己:等到钉穿了双手和双足之后,让老师用一根锋利的木桩洞穿我的心脏。这样她显得比较仁慈——虽然这样的仁慈显得很古怪。在埃及妖后和行将死在十字架上的东方奴隶之间已经说了很多话,这是很罕见的事件……最后,她又一次说道:记住,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……此时,我已是鲜血淋漓,在剧痛中颤抖着。只有最残酷的痛苦才能使我离开埃及的沙漠,回到这白银世界里来。

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,它应该是: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,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。这个寓意很恶毒。公司领导把它枪毙掉是对的。领导不笨,“克”不笨,我也不笨。我们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。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,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。

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楼,有人说,一楼的房子接地气,接地气的意思是说,这间房子格外潮湿,晚上尤甚。潮气渗透了我的衣服,腐蚀着我的筋骨。潮湿的颜色是棕色的。我的老师也是棕色的,她紧挨着我坐着,把棕色的头发盖在我肩上,告诉我说,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。这就是说,这世界早晚要沦为一片冷冰冰的、稀薄的银色混沌,你把一片黄铜含在嘴里,或者把一片锡放在嘴里反复咀嚼,会尝到金属辛辣的味道——这就是混沌的味道。这个前景可不美妙。但是老师的声音毫无悲伧之意——她声调温柔,甚至带有诱惑之意。她把一片棕色的温暖揉进了我的怀里。在这个故事里,老师的身体硕长,嘴唇和乳头都呈紫色。在一阵妙不可言的亢进之中,我进入了一片温暖的潮湿。在这个故事里,我和老师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,脚下是热带雨林里四通八达的棕色水系。只有潜入水中,才发现这种棕色透明的水是一片朦胧。有些黄里透绿的大青蛙伸直了腿,一动不动地飘在水里,就像大海里漂着的水母。波光流影在它身上浮动着。你怎么也分不清它是死了,还是活着的。这就是这种动物的谋生之道——无论蛇也好,鳄鱼也罢,都不想吃只死青蛙,会吃坏肚子的……正如在沙漠里有绿洲,埃及也会有热带的雨林和四通八达的水系,老师也会有温柔,温柔就是躺在一片棕色的阴影里,躺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。但是一阵电话铃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脑子。这使我想起有个小子每礼拜三都要在停车场上劫我。我有责任马上出去被他打劫——他等得不耐烦,会拿垒球棒砸我的吉普车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着,不等拿起耳机,我就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场灾祸。我的吉普完蛋了。吉普的零件很难找,因为车子早就停产了。要是去买辆轿车,我又坐不进去。谁让我长这么大个子——我天生是个倒霉蛋……“棕色的”还是光哭不说话。看来这个谜我是必须猜了。我有种种不祥的预感,其中最不祥的一种就是:她要声讨我这根直立的大鸡巴。我没什么可说的,只能代它道歉,因为人家不想看见你,你却被人家看到了。我还要进一步保证说,下次它一定不这样——这样她应该满意了吧。其实下回它会怎样,我也不知道。这女人有怕黑的毛病,下班后得有人陪她走过黑暗的停车场,走到灯火通明的地方。这件事我责无旁贷:一方面,她总是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吭,没人乐意陪她走路;另一方面,我是本室的头头,没人干的事我都要干。

以后我还要陪她走过停车场,不知什么时候,又会遇上一群坏女孩劫我的内裤——到那时,它又要直立如故,然后“棕色的”又要来声讨我……这就是说,仅仅道歉是不行的。还要让她见到这样东西时,能够不失声痛哭……我准备用老师的话来安慰“棕色的”:“他直他的,我们走我们的路”。这话应该改成我直我的,你走你的路——我怀疑“棕色的”看到了我那个东西,现在正要不依不饶。假如我是露阴癖,此时就该来揍我。但我不是露阴癖。人家用刀子对着我,我才脱裤子的。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。也许我该为那三分之一处弯曲向她道歉,但也要说清楚:人家拿刀子对着它,它才往上弯的……





10

公司的保安员用内线电话通知我说:该下班了。他知道有人在等着劫我。所以他是在通知我,赶紧出去给劫匪送钱;不然截匪会砸我的车了。车在学院的停车场上被砸,他有责任,要扣他的工资。我不怕劫匪砸我的车,因为保险公司会赔我。但我怕保安被扣工资——他会记恨我,以后给我离楼最远的车位。车场大得很,从最远的地方走到楼门口有五里路。盛夏时节,走完这段路就快要中暑了。这一系列的事告诉我们的是:文明社会一环扣一环,和谐地运转着,错一环则动全身。现在有一环出了毛病——出在了“棕色的”身上。她突然开口说话了,对我说道:老大哥,我要写小说啊……

全公司的人都知道“棕色的”是个缺心眼的人,所以她说出的话不值得重视——下列事件可以证明她的智力水平:本公司有项规定,所有的人每隔两年就要下乡去体验生活——如你所知,生活这个词对写作为生的人来说,有特殊的意义。体验生活,就是在没自来水、没有煤气、没有电的荒僻地方住上半年。根据某种文艺理论,这会对写作大有好处。虽有这项规定,但很少有人真去体验生活——我被轮上了六次,一次也没去。一被轮上我就得病:喘病、糖尿病,最近的一次是皮肤骚痒症。除我之外,别人也不肯去,并且都能及时地生病。只有她,一被轮上就去了。去了才两个星期,就丢盔卸甲地跑了回来。她在乡下走夜路,被四条壮汉按住轮奸了两遍。回来以后,先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,然后才来上班。这个女人一贯是沉默寡言的,有一阵子变得喋喋不休,总在说自己被轮奸时的感受:什么第一遍还好受,第二遍有点难忍了云云。后来有关部门给了她一次警告,叫她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狭隘经验给大好形势抹黑,她才恢复了常态——又变得一声不吭。才老实了半年,又撒起了癔症。此人是个真正的笨蛋。说起来我也有点惭愧:人家既然笨,我就该更关心她才对嘛。

透过我的头疼,我看到在一片棕色阴影之中,“棕色的”被关在一个竹笼子里了。这笼子非常小,她在里面蜷成了一团,手脚都被竹篾条拴在笼栅上。菲律宾的某些原始部落搬迁时,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最宝贵的财产:一只猪。最大快人心的是,人家把她的嘴也拴住了。这样她就不能讲出大逆不道的语言。不管别人怎样看待她,在我眼睛里,她是个女人。她还是我的下属呢。我走向前去,打开竹笼,解开那些竹篾条。“棕色的”透了一口气,马上说道:老大哥,我要写小说!如你所知,我们在写作公司做事,每天都要写小说。她居然还要写小说。这个要求真是太过古怪……但罪不在我。

我想要劝“棕色的”别动傻念头,但想不出话来。把烟抽完之后,我就开始撕纸。先把一本公用信纸撕碎,又把一扎活页纸毁掉了:一部份变成了雪花状,另一部份做成了纸飞机,飞得办公室里到处都是。顺便说一句,做纸飞机的诀窍在于掌握重心:重心靠前,飞不了多远就会一头扎下来;重心靠后则会朝上仰头,然后屁股朝下的往下掉——用航模的术语来说,它会失速,然后进入螺旋。最后,我终于叠出了最好的纸飞机,重心既不靠前,也不靠后,不差毫厘地就在中央,掷在空中慢慢地滑翔着,一如钉在天上一样,半个钟头都不落地。看到这种绝技,不容“棕色的”不佩服。她擦干了泪水,也要纸来叠飞机。这样我们把办公桌上的全部纸张都变成了这种东西——很不幸的是,这些纸里有一部小说稿子,所以第二天又要满地拣纸飞机,拆开后往一块对,贴贴补补送上去。但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。

不知不觉地到了午夜,此时我想起了自己是头头,就站起身来,说道:走吧,我送你回家。这是必须的:“棕色的”乘地铁上下班,现在末班车早就开过了。奇怪的是:我的吉普车没被砸坏。门房里的人朝我伸出两个指头,这就是说,他替我垫了二十块钱,送给那个劫道的小玩闹。我朝他点了点头,意思是说,这笔钱我会还他的。保安可不是傻瓜蛋,他不会去逮停车场上的小玩闹——逮倒是能逮到个把,但他们又会抽冷子把车场的车通通砸掉,到那时就不好了。以前发生过这种事:几十辆车的窗玻璃都被砸掉。这就是因为保安打了一个劫匪,这个保安被炒了鱿鱼,然后他就沦为停车场上的劫匪,名声虽不好听,但收入更多。那几十辆车的碎玻璃散在地下,叫我想起了小时的事:那时候人们用暖水瓶打开水。暖水瓶胆用镀银的玻璃制成,碎在地下银光闪闪。来往的人怕玻璃扎脚,用鞋底把它们踩碎。结果是更加银光闪闪。最后有人想到要把碎玻璃扫掉时,已经扫不掉了——银光渗进了地里……在车上“棕色的”又一次开始哭哭啼啼,我感到有点烦躁,想要吼她几句——但我又想到自己是个头头,要对她负责任。所以,我叹了一口气,尽量温存地说道:如果能不写,还是别写罢。听到我这样说,她收了泪,点点头。这就使我存有一丝侥幸之心:也许,“棕色的”不是真想这样,那就太好了。

送过了“棕色的”我回家。天上下着雨,雨点落在地下,冒着蓝色的火花。有人说,这也是污染所致;上面对此则另有说法。我虽不是化学家,却有鼻子,可以从雨里嗅出一股臭鸡蛋味。但不管怎么说罢,这种雨确实美丽,落在路面上,就如一塘风信子花。我闭灯行驶——开了灯就会糟塌这种好景致。偶而有人从我身边超过,就打开车窗探出头来,对我大吼大叫,可想而知,是在问我是不是活腻了,想早点死。天上在打闪,闪电是紫色的,但听不到雷声。也许我该再编一个老师的故事来解闷,但又编不出来:我脑袋里面有个地方一直在隐隐作痛——这一天从早上八时开始,到凌晨三点才结束,实在是太长了。





11

我们生活在白银时代,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做事。有一位穿棕色衣服的女同事对我说:她要写小说。这就是前因。猜一猜后果是什么?后果是:我失眠了。失眠就是睡不着觉,而且觉得永远也睡不着。身体躺在床上,意识却在黑暗的街道上漫游,在寂静中飞快地掠过一扇扇静止的窗户,就如一只在夜里飞舞的蝙蝠。这好像是在做梦,但睡着以后才能做梦,而且睡过以后就应该不困。醒来之后,我的感觉却是更困了。

我自己的小说写到了这里:“后来,老师躺在我怀里,把丝一样的短发对着我。这些头发里带着香波的气味。有一段时间,她一声都不吭,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。我探出头去,从背后打量她的身体,从脑后到脚跟一片洁白,腿伸得笔直。她穿着一条浅绿色的棉织内裤。后来,我缩回头来,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。又过了一会儿,她对我说(轻轻地,但用下命令的口吻):晚上陪我吃饭。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来答应,她就爬起身来,从上到下地端详我,然后抓住我内裤的两边,把它一把扯了下来,暴露出那个家伙。那东西虽然很激动,但没多大。见了它的模样,老师不胜诧异地说道:怎么会是这样!我感到羞愧无地,但也满足了我的恋母情结。其实,她比我大不了几岁,但老师这个称呼就有这样的魔力。”

起床以后,我先套上一件弹力护身,再穿上衣服,就迷迷糊糊来上班。路上是否撞死了人,撞死了几个,都一概不知。停车场上雾气稀薄……今天早上不穿护身简直就不敢出门:那东西直翘翘的,像个棍面包。但在我的小说里,我却长了个小鸡鸡。这似乎有点不真实——脱离了生活。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——在这十几年里,我会长大。一切都这么合情合理,这该算本真正的小说了罢?

“我在老师的床上醒来时,房间里只剩了窗口还是灰白色。那窗子上挂了一面竹帘子。我身上盖了一条被单,但这块布遮不住我的脚,它伸到床外,在窗口的光线下陈列着。这间房子里满是女性的气味,和夹竹桃的气味相似。夜晚将临。老师躺在我身后,用柔软的身体摩娑着我”——以前这个情景经常在我梦里出现。它使我感到亲切、安静,但感觉不到性。因为我未曾长大成人。

现在我长了一脸的粉刺疙瘩,而且长出了腋毛和阴毛,喉结也开始长大。我的声音变得浑厚。更重要的是,那个往上翘的东西总是强项不伏……书上说,这种情况叫青春期。青春期的少年经常失眠。我有点怀疑:三十三岁开始青春期,是不是太晚一点了?

早上我到了办公室,马上埋头劈里啪啦地打字,偶而抬起头来看看这间屋子,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劈里啪啦地打字,他们全都满脸倦容,睡眼惺忪,好像一夜没睡——也不知是真没睡还是假没睡。但我知道,我自己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我是什么样子,他们就是什么样子,所以我不需要带镜子——有的人还在摇头晃脑,好像脑壳有二十斤重。有人用一只手托在下巴上,另一只手用一个指头打字:学我学得还满像呢。只有“棕色的”例外,她什么都不做,只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,眼皮红通通的,大概一夜没睡。此人的特异之处,就是能够对身边的游戏气氛一无所知。我叹了口气,又去写自己的小说了……

“晚上,老师叫我陪她去吃饭,坐在空无一人的餐馆里,我又开始心不在焉。记得有那么一秒钟,我对面前的胡桃木餐桌感兴趣,掂了它一把,发现它太重,是种合成材料,所以不是真胡桃木的。还记得在饭快吃完时,我把服务员叫来,让她到隔壁快餐店去买一打汉堡包,我在五分钟内把它们都吃了下去。这没什么稀罕的,像我这样冥思苦想,需要大量的能量。最后付帐时,老师发现没带钱包。我付了帐,第二天她把钱还我,我就收下了。当时觉得很自然,现在觉得有些不妥之处。”假如我知道老师在哪里,就会去找她,请她吃顿饭,或者把那顿饭钱还给她。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。老师早就离开学校了。这就是说,我失去了老师的线索。这实在是桩罪过。

“我和老师吃完了晚饭,回到学校里去。像往常一样,我跟在她的身后。假如灯光从身后射来,就在地上留下一幅马戏团的剪影:驯兽女郎和她的大狗熊。马路这边的行人抬起头来看我一眼,急匆匆地走过;在马路对面却常有人站下来,死盯盯地看着我——在中国,身高两米一十的人不是经常能见到的。路上老师站住了几次,她一站住,我也就站住。后来我猛然领悟到,她希望我过去和她并肩走,我就走了过去——人情世故可不是我的长项。当时已近午夜,我和老师走在校园里。她一把抓住我肋下的肉,使劲捻着。我继续一声不吭地走着——既然老师要掐我,那就让她掐罢。后来她放开我,哈哈地笑起来了。我问她为什么要笑,她说:手抽筋了。我问她要紧不要紧,她笑得更加厉害,弯下腰去……忽然,她直起身来,朝我大喝一声:你搂着我呀!后来,我就抱着她的肩头,让她抱住我的腰际。感觉还算可以——但未必可以叫作我搂她,就这样走到校园深处,坐在一条长椅上。我把她抱了起来,让她搂着我的脖子。常能看到一些男人在长椅上抱起女伴,但抱着的未必都是他的老师。后来,她叹了一口气,说道:你放手吧。我早就想这样做,因为我感到两臂酸痛。此后,老师就落在了我的腿上。在此之前,我是把她平端着的——我觉得把她举得与肩平高显得尊重,但尊重久了,难免要抽筋。”写完了这一段之后,我把手从键盘上抬了起来,给了自己一个双锋贯耳,险些打聋了——我就这么写着,从来不看过去的旧稿,但新稿和旧稿顶多差个把标点符号。像这么写作真该打两个耳刮子——但我打这一下还不是为了自己因循守旧。我的头疼犯了,打一下里面疼得轻一点……





12

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前,又一次闯进了埃及沙漠,被钉在十字架上,就如一只被钉在墙上的蝙蝠。实际上,蝙蝠比我舒服。它经常悬挂在自己的翅膀上,我的胳臂可不是翅膀,而且我习惯于用腿来走路。这样横拉在空中,一时半会儿的还可以,时间长了就受不住。我就如一把倒置的提琴被放置在空中,琴身是肋骨支撑着的胸膛——胸壁被拉得薄到可以透过光来。至于琴颈,就是那个直挺挺的东西。别的部份都不见了。我就这样高悬在离地很远的地方,无法呼吸,就要慢慢地憋死了。此时有人在下面喊我:她是克利奥佩屈拉,裹在白色的长袍里,问我感觉如何。我猛烈地咽口吐沫,润润喉咙,叫她把我放下去,或者爬上来割断我的喉咙。我想这两样事里总会有一样她乐意做的。谁知她断然答道:我不。你经常调戏我。这回我看清楚了:她不是克利奥佩屈拉,而是“克”。我说:我怎么会……你是我的上司,我尊敬还尊敬不过来呢。她说道:不要狡辩了,你经常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给我看——你什么意思吧。事已至此,辩亦无益。我承认道:好吧,我调戏了你——放我下来。她说:没这么便宜。你不光是调戏,你还不爱我——你还有什么可说的?我无话可说。沉默了一会儿,我忽然咆哮了起来……就这样醒过来了。我失掉了在梦里和“克”辩白清楚的机会:别以为光你在受调戏,我管着七个人,他们天天调戏我……你倒说说看,他们是不是都爱我?!这个情景写在纸上,不像真正的小说。它是一段游戏文章。我整天闷在办公室里,做做游戏,也不算是罪过。这总比很直露地互相倾诉好得多。

昨天晚上,“棕色的”对我说,她要写真正的小说,这就是说,没有人要她写,是她自己要写的——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,假话有上千种理由,真话则无缘无故——她还扯上了亚里士多德,好像我听不懂人话似的。我还知道假话比较含蓄,真话比较直露。而这句话则是我听到过的最直露的一句话。如你所知,男女之间有时会讲些很直露的话,那是在卧室里、在床上说的。我实在不知道在什么人之间才会说:“我要写真正的小说”!我的小说就如我在写的这样。虽然它写了很多遍,但我不知道它哪一点够不上“真正的”。

但“棕色的”所说的那些话就如碘酒倒到我的脑子里,引起了棕色的剧痛。上班以后,我开始一本正经地写着,这肯定有助于小说变成“真正的”。我觉得这一段落肯定是真正的小说:“那天晚上,我一直抱着老师,直到天明,嗅着她身上的女性气味——我觉得她是一种成熟的力量。至于我,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子。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,如你所知,现在我刚刚开始青春期,嘴角上正长粉刺疙瘩,当时就是更小的孩子。晚上校园里起了雾,这种白雾带有辛辣的气息。我们这样拥抱着,不知所措……忽然间,老师对我说道:乾脆,你娶了我吧——我听了害起怕来。结婚,这意味着两股成年的力量之间经常举行的交媾,远非我力所能及;但老师让我娶她,我还能不娶吗……但我没法乾脆。好在她马上说道:别怕,我吓你呢。既然是吓我,我就不害怕了。”有关成年力量间的交媾,我是这么想出来的:我现在是室里的头,上面的会也要参加,坐在会场的后排,手里拿着小本本,煞有介事地记着。公司的领导说得兴起时,难免信口雌黄: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,要会工作,也要会生活!今天晚上回家,成了家的都要过夫妻生活……活跃一下气氛,对写作也有好处。如你所知,我没成家。回到室里高高兴兴地向下传达。那些成了家的人面露尴尬之色。到了晚上九点半,那些成年的力量洗过了淋浴,脱下睡衣,露出臃肿的身体,开始过夫妻生活。我就在这时打电话过去:老张吗?今天公司交待的事别忘了啊。话筒里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:知道!正做着——我操你妈……说着就挂掉了。我坐在家里,兴高彩烈地在考勤表上打个勾,以便第二天汇报,成年力量的交媾就是这样的。我和老师间的交媾不是成年力量间的那种。它到底该是怎样的,我还没想出来——我太困了。

我忽然想到:在以前的十稿里,都没有写过老师让我娶她——大概是以前写漏了。现在把它补进去大概是不成的:“克”或者别的上司会把它挑出来,用红笔一圈,批上一句“脱离生活”。什么是生活,什么不是生活,我说了不算:这就是说,我不知道什么叫作生活。我摇摇头,把老师要我娶她那句话抹去了。

有关夫妻生活,还有些细节需要补充:听到我传达的会议精神,我们室的人忧心忡忡地回家去。在晚上的餐桌上面露暧昧的微笑,鬼鬼祟祟地说:亲爱的,今天公司交待了要过生活……听了这句话,平日最温柔体贴的妻子马上也会变脸,抄起熨斗就往你头上砸。第二天早上,看到血染的绷带,我就知道这种生活已经过完了。当然也有没缠绷带来的,对这种人我就要问一问。比方说,问那朵最美丽的花。她皱着眉头,苦着脸坐在那里,对我的问题(是否过了生活)不理不睬,必须要追问几遍才肯回答:没过!我满脸堆笑地继续:能不能问一句,为什么没过?她恶狠狠地答道:他不行!我兴高彩烈地在考勤表上注明,她没过夫妻生活,原因是丈夫不行。每当上面有这种精神,我都很高兴。

罗马诗人维吉尔有诗云:下雨天呆在家里,看别人在街上奔走,是很惬意的。所以,老师要我娶了她,我当然不答应。万一学校里布置了要过夫妻生活,我就惬意不起来,而且我也肯定是“不行”。

我继续写道:“我对老师百依百顺,因为她总能让我称心如意。当然,有时她也要吓吓我。我在长椅上冥思苦想时,她对我耳朵喊道:会想死的,你!我抬头看看她的脸,小声说道:我不会。她说:为什么你不会?我说:因为你不会让我死。她愣了一下,在我腿上直起身来说:臭小子,你说得对。然后,她把绸衫后的乳房放在我脸上,我用鼻子在上面蹭起来。校园里的水银灯颜色惨白,使路上偶而走过的人看起来像些孤魂野鬼,但在绸衫后面,老师的乳房异常温柔——你要知道,在学校里我被视作尼斯湖怪兽,非常孤立。假如没有她肯让我亲近,我可真要死掉了。”

因为这部小说写了这么多次,这回我想用三言两语说说我和老师的性爱经历:“那时候老师趴在床上,仔细端详我的那个东西。颠过来倒过去看够了以后,她说道:年复一年,咱们怎么一点都不长呢。后来,她又在我身上嗅来嗅去,从胯下嗅到腋下,嗅出这样一个结论:咱们还是没有男人味儿。我一声不吭,但心里恨得要死。看完和嗅完之后,老师跨到我身上来。此时我把头侧过去,看自己的左边的腋窝——这个腋窝大的不得了,到处凹凸不平,而且不长毛,像一个用久了的铝水勺。然后又看右面的腋窝。直到老师来拍我的脸,问我:你怎么了?我才答道:没怎么;然后继续去看腋窝。铝制的东西在水里泡久了,就会变得昏暗,表面还会有些细小的黑斑。我的腋窝也是这样的。躺在这两个腋窝中间,好像太阳穴上扣上了两个铝制水勺——我就这样躺着不动了。”

“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,就会看到一张大脸,高鼻梁、高颧骨,眉棱骨也很高,一天到晚没有任何表情——我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子。老师送我到医院去看过病,因为我总是不笑,好像得了面部肌肉麻痹症。经过检查,大夫发现我没有这种毛病,只是说了一句:这孩子可真够丑的。这使老师兴高彩烈,经常冷不防朝我大喝上一声:真够丑的!做爱时我躺着不动,就像从空中看一条泛滥的河流,到处是河水的白光;她的身体就横跨在这条河上。我的那个东西当时虽小,但足够硬梆,而且是直撅撅的;最后还能像成年人一样射精。到了这种时候,她就舔舔舌头,俯下身来告诉我说:热辣辣的。因为我还能热这一下,所以她还是满意的……”这些段落和以前写的完全不同,大概都会被打回来重写,到那时再改回原样吧。我知道怎么写通得过,怎么写通不过。

但我不大知道什么叫作生活。对于性爱经历,有必要在此补充几句:如你所知,这种事以前是不让写的。假如我写了,上面就要枪毙有关段落,还要批上一句:脱离生活。现在不仅让写,而且每部有关爱情的小说都得有一些,只是不准太过份。这就是说,不过份的性爱描写已经成了生活本身。自从发生了这种变化,我小说里的这些段落就越来越简约。那些成了家的人说:夫妻生活也有变得越来越简约之势。最早他们把这件事叫作静脉注射,后来改为肌肉注射,现在已经改称皮下注射了。这就是说,越扎越浅了。最后肯定连注射都不是,瞎摸两把就算了。我的小说写到最后,肯定连热都不热。





13

“毕业以后,我还常去看老师。”写到这个地方全书就接近结束了。“我开了一辆黑色的吉普车,天黑以后溜进校园去找她,此时她准在林荫道上游荡,身上穿着我的T恤衫——衫子的下摆长过了她的膝盖,所以她就不用穿别的东西了。但她不肯马上跟我走,让我陪她在校园里溜溜。遇到了熟人,她简单地介绍道:我的学生来接我了。别人抬头看看我,说道:好大的个子!她拍拍我的肚子说:可不是嘛,个子就是大。有些贫嘴的家伙说:学生搞老师,色胆包天嘛!她也拍拍我的肚子说:可不是嘛,胆子就是大……咱们把他扭送校卫队吧。但是她说的不是事实,我胆小如鼠,她一吓我,我就想尿尿。有时她也说句实话:这孩子不爱说话,却是个天才噢。假如有人觉得她穿的衣服古怪,她就解释说:他的T恤衫,穿着很凉快,袖子又可以当蒲扇。有人问,天才床上怎么样(实际情况是,着实不怎么样),她就皱起眉头来,喝道:讨厌!不准问这个问题!然后就拖着我走开,说道:咱们不理他们——老师总是在维护我。”我的稿子总是这么写的,写过很多次了。按说它该是百分之百的真实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过。所有我写的事情都未真正发生过。

也许我该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写起——我忽然想到,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,是个有趣的想法。老师留着乌黑的短发,长着滑腻的身体。我们学校的公共浴池是用校工厂废弃的车间改建的,原来的窗子用砖砌上了半截,挡住了外来的视线,红砖中间的墙缝里结着灰浆的疙瘩。顺着墙根有一溜排水沟,里面满是湿漉漉的头发。墙边还有一排粗状的水管连接着喷头,但多数喷头已经不见了,只剩下弯曲的水龙头,像旧时铁道上用来给机车上水的水鹤。在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下挂了几个水银灯泡,长明不灭。水管里流着隔壁一家工厂的循环水,也是长流不息。

这家浴室无人看守,门前的牌子上写着:周一三五女,二四六男,周日检修。这个规定有个漏洞,就是在夜里零点左右会出现男女混杂的情形。一般来说,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去洗澡,但我就是个例外。我不喜欢让别人看见我的身体,所以专找没人时去洗澡。有一回我站在粗壮的水柱下时,才发现在角落里有个雪白的身体……这件事发生在我上大一时,老师还没教过我们课——从她的角度看来,我罩在一层透明的水膜里,一动不动,表情呆滞,就如被冻在冰柱里一样。她朝我笑了笑,说道:真讨厌哪,你。然后就离去了。这就是一切故事的起因。

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,会看到有一根水柱冻结在我头顶上,我的头发像头盔一样扣在脑袋上。一层水壳结在我的身上,在我身体的凸出部位,则有一些水注分离出来,那是我的耳朵、眉棱骨的外侧、鼻子、下巴。从下巴往下;直到腰际再没有什么凸起的地方了。有一股水柱从小命根上流下来,好像我在尿尿。那东西和一条即将成蛹的蚕有些相似。现在我不怕承认:我虽然人高马大、智力超群,却是个小孩子。直到不久之前,我洗澡和游泳都要避人。虽然我现在能把停车场上的小姐吓跑,但不能抹煞以前的事。老师说过我讨厌之后,就扬长而去,挺着饱满的乳房,迈开坚实的小腿,穿着一条淡绿色的内裤,蹋拉着一双塑料凉鞋。她把绿色绸衫搭在手臂上没穿,大概是觉得在我面前无须遮挡。此时在浴室里,无数的水柱奔流着。我站在水柱里,很不开心。小孩子不会愤怒,只会不开心。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起因。这件事情是真实的,但我没有写。

很多年来,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下生活。这位老师的样子如前所述,她曾经拿根棍面包去吓唬露阴癖,还在浴室里碰见过我——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一直在写她:这是不是真正的小说,我有点搞不清楚了。也许,我还可以写点别的。比方说,写写我自己。我的故事是这样的:大学毕业以后,他们让我到国家专利局工作:众所周知,爱因斯坦就是在专利局想出了相对论,但我在那儿什么都没想出来。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国家实验室、各个研究所,最后让我在大学里教书。所有天才物理学家呆过的地方我都呆过,在哪儿都没想出什么东西来——事实证明,我虽然什么题目都会做,却不是个天才的物理学家;教书我也不行,上了讲台净发愣。最后,他们就不管我了,让我自己去谋生。我干过各种事:在饭店门口拉汽车门,在高级宾馆当侍者——最古怪的工作是在一个叫作丰都城的游乐宫里干的:装成恶鬼去吓唬人。不管干什么,都没有混出自己的房子,要租农民房住,或者住集体宿舍。我睡觉打呼噜,住集体宿舍时,刚一睡着,他们就往我嘴里挤牙膏,虽然夜里两点时刷牙为时尚早。最后我只好到公司来工作。公司一听我在外面到处受人欺负——这是我心地纯洁的标志——马上录取了我。同事都很佩服我的阅历,惊叹道:你居然能在外面找到事情做!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明白事理,达练人情——我要真有这些本事就不进公司。我能找到这些工作只是因为我个子大罢了。

当年我在丰都城里掌铡刀,别人把来玩的小姐按到铡刀下,我就一刀铡下去——铡刀片子当然是假的——还不止是假的,它根本就不存在,只是道低能激光。有的小姐就在这时被吓晕过去了,个别的甚至到了需要赶紧更换内裤的程度。另外一些则只是尖叫了一声,爬起来活动一下脖子,伸手到我身上摸一把。我赶紧跳开,说道:别摸——沾一手——全是青灰。不管是被吓晕的还是尖叫的,都很喜欢铡刀这个把戏。到下一个场景,又是我挥舞着钢叉,把她们赶进油锅:那是一锅冒泡的糖浆。看上去吓人,实际只有三十度——泡泡都是空气。这个糖浆浴是很舒服的:我就是这么动员她们往下跳,但没有人听。小姐们此时已经有了经验,不那么害怕,东躲西藏,上蹿下跳,既躲我手上的钢叉,又躲我腰间那根直挺挺的大阴茎。但也有些泼辣的小姐伸手就来拔这个东西,此时我只好跳进油锅去躲避——那是泡沫塑料做的,拔掉了假的,真的就露出来了。既然我跳了油锅,就不再是丰都城里的恶鬼,而是受罪的鬼魂。所以老板要扣我的工资,理由是:我请你,是让你把别人赶下油锅,不是让你下油锅的……作为雇员,我总是尽心尽责,只是时常忘了人家请我来做什么。作为男人,我是个童男子……这就是一切事实。结论是:我自己没什么可写的。





14

现在到了交稿的时间,同事们依次走到我面前。我说:放下罢,我马上看。谢谢你。与此同时,我头也不抬,双脚收在椅子下面——我既不肯枪毙他,也不让他踩我的脚。这就是说,我心情很坏。他放下稿子,悄悄地走出门去,就像在死人头前放上鲜花一样。我是这样理解此事:权当我的葬礼提前举行了。最后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时,我也是如此说。她久久地不肯放下稿子,我也久久地不肯抬头看她。后来,她还是把稿子放下了。但她不肯走出去,和别人一样到屋顶花园去散步,而是走到桌子后面,蹲了下来,双手把我的一只脚搬了出来,放在地面上,然后站起身来,在上面狠命地一踩。这个人就是“棕色的”。我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她,发现她的眼睛好像犯了结膜炎一样。我这一夜在失眠,她这一夜在痛哭。虽然她现在正单足立在我的足趾上,但我不觉得脚上比头里更疼——虽然足趾疼使头疼减轻了很多。这种行径和撒娇的坏孩子相仿,但我没有责备她。她见我无动于衷,就俯下身来,对着我的耳朵说:看见你的那东西了——难看死了!她想要羞辱我。但我还是无动于衷,耸了耸肩膀说:难看就难看吧。你别看它不就得了……

在我的小说里,我遇到了一个谜语:世界是银子的。我答出了谜底:你说的是热寂之后。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谜语:“棕色的”女同事要写真正的小说。我应该答出谜底:你要写的是……我要是知道谜底就好了。也许你不像我,遇到任何谜语都要知道谜底。但你也不像我,从小就是天才儿童。希腊神话里说,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,终生不会衰老,也不会为生计所困。他们没有痛苦,没有忧虑,一直到死,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。死掉以后,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。我想他们一定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:什么是真正的小说。如你所知,我一直像个白银时代的人。但自从在停车场上受到了惊吓,我长出一根大鸡巴来了。有了这种丑得要死的东西,我开始不像个白银时代的人了……

中午时分,所有的人都到楼顶花园透风去了,“棕色的”没去。抓住这没人的机会,她正好对我“诉求”一番——我不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,但我觉得这词很逗。她我面前哀哀地哭着,说道:老大哥,我要写小说啊……大颗大颗的泪珠在她脸上滚着,滚到下巴上,那里就如一颗正在溶化的冰柱,不停地往下滴水。我迷迷糊糊地瞪着她,在身上搜索了一阵,找到了一张纸餐巾(也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),递给了她。她拿纸在脸上抹着,很快那张纸餐巾就变成了一些碎纸球。穿着长裤在草地上走,裤脚会沾上牛蒡,她的脸就和裤脚相仿。我叹了口气,打开抽屉,取出一条新毛巾来,对她说:不要哭了,就给她擦脸。擦过以后,毛巾上既有眼泪,又有鼻涕,恐怕是不能要了。棕色的不停地打着噎,满脸通红,额头上满是青筋。我略感不快地想到:以后我抽屉里要常备一条新毛巾,这笔开销又不能报销——转而想到:我要对别人负责,就不能这么小气。然后,我对棕色的说:好了,不哭——回去工作吧。她带着哭腔说:老大哥,我做不下去——再扯下去又要哭起来。我赶紧喝住她:做不下事就歇一会儿。她说坐着心烦。我说,心烦的时候,可以打打毛衣,做做习题。她愣了一会说:没有毛衣针。我说:等会儿我给你买——这又是一笔不能报销的开支。我打开写字台边的柜子,从里面拿出一本旧习题集,递给她;叫她千万别在书上写字——这倒不是我小气,这种书现在很难买到了。

过去,我做习题时,总是肃然端坐,把案端的台灯点亮,把习题书放在桌子的左上方,仔细削一打铅笔,把木屑、铅屑都撮在桌子的右上角,再用橡皮膏缠好每一支笔(不管什么牌子的铅笔,对我来说总是太细),发上一会儿呆,就开始解题了。起初,我写出的字有蚊子大小,后来是蚂蚁大小,然后是跳蚤大小,再以后,我自己都看不到了。所有的问题都沉入了微观世界。我把笔放下,用手支住下巴,沉入冥思苦想之中。“棕色的”情况和我不同,她把身体倚在办公桌上,脖子挺得笔直,眼睛朝下愤怒地斜视着习题纸,三面露白,脸色通红,右手用力按着纸张,左手死命地捏着一支铅笔(她是左撇子),在纸上狠命地戳着——从旁看去,这很像个女凶手在杀人——很快,她就粉碎了一些铅笔,划碎了一些纸张,把办公桌面完全写坏。与此同时,她还大声念着演算的过程,什么阿尔法、贝它,声震屋宇。胆小一点的人根本就不敢在屋里呆着。不管怎么说罢,我把她制住了。现在习题对我不起什么作用,我把这世界所有值得一做的习题都做完了。但我是物理系毕业的,数理底子好。“棕色的”则是学文科的——现有的习题够她做一辈子了。

大学时期,我在宿舍里,硬把身体挤入桌子和床之间狭窄的空间坐下,面对着一块小小桌面和厚厚的一堆习题集发着呆。我手里拿着一支铅笔,但很少往纸上写,只是把它一节节地捏碎。不知不觉中,老师就会到来。她好像刚从浴室回来,甩着湿淋淋的头发,递给我一张抄着题目的卡片,说道:试试这个——你准不会。我慢慢地把它接过来,但没有看。这世界上没有我不会解的数学题——这是命里注定的事情。还有一件事似乎也是命里注定:我会死于抑郁症。不知不觉之中,老师就爬到了对面的双层床顶上,把双脚垂在我的面前。她用脚尖不停地踢我的额头,催促道:愣什么?快点做题!我终于叹了一口气,把卡片翻了过来,用笔在背面写上答案,然后把它插到老师的趾缝里——她再把卡片拿了起来,研究我写的字,而我却研究起那双脚来:它像婴儿的脚一样朝内翻着。我的嗅觉顺着她两腿中间升了上去,一直升入了皮制的短裙,在那里嗅到了一股夹竹桃的气息。因为这种气味,我拥有了老师洁白娇小的身体,这个身体紧紧地裹在皮革里……她从床上跳了下来,蹲在我的面前,抱住我的脑袋说:傻大个儿,你是个天才——别发愣了!我忽然觉得,我和老师之间什么都发生过——我没有虚构什么。

我面对着窗子,看到玻璃外面长了几株绿萝。这种植物总是种在花盆里,绕着包棕的柱子生长,我还不知道它可以长在墙角的地下,把藤蔓爬在玻璃上。走近一点看得更清楚:绿萝的蔓条上长有吸盘,就如章鱼的触足一样,这些吸盘吸住玻璃,藤蔓在玻璃上生长,吸盘也像蜗牛一样移动着,留下一道粘液的痕迹,看起来有点恶心。然后它就张开自己的叶子。这些叶子有葵叶大小,又绿又肥,把办公室罩进绿荫里。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,有人把蜗牛的基因植到绿萝里,造出这种新品种——这不是我这种坐在办公室里臭编的人所能知道的事。

我知道的是,坐在这些绿萝下,就如坐在藤萝架下。这种藤萝架可以蔓延数千里,人也可以终生走不出藤萝架,这样就会一生都住在一道绿色的走廊里,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这不是不能实现的事:只要把人的基因植到蚂蚁里,他(或者她)觉得自己是人,其实只是蚂蚁;此后就可以在一个盆景里得到这种幸福,世界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新奇。……我回头看看“棕色的”,在绿荫的遮蔽下,显得更棕了。她吭吭哧哧地和一些三角恒等式纠缠不休。这是初中二年级的功课,她已经有三十五岁了。我不禁哑然失笑:以前我以为自己只有些文学才能,现在才发现,作践起人来,我也是一把好手。我真不知道自己有多聪明——而且我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。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回家去睡觉——再不睡实在也撑不住了。





15

天终于晴了。在雾蒙蒙的天气里,我早就忘了晴天是什么样子,现在算是想起来了。晴天就是火辣辣的阳光——现在是下午五点钟,但还像正午一样。我从吉普车里远远地跳出去,小心翼翼地躲开金属车壳,以免被烫着,然后在沾脚的柏油地上走着。远远地闻见一股酒糟味,哪怕是黑更半夜什么都看不见,闻见这股味也知道到家了。这股馊臭的味道居然有提神的功效。闻了它,我又不困了。

我宿舍的停车场门口支着一顶太阳伞,伞下的躺椅下躺着一个姑娘,戴着墨镜,留着马尾辫,穿着鲜艳的比基尼,把晒黑了的小脚翘在茶几上。我把停车费和无限的羡慕之情递给她,换来了薄薄的一张薄纸片——这是收据,理论上可以到公司去报销。但是报销的手续实在让人厌烦。走过小桥时,下面水面上飘着密密麻麻的薄纸片,我把手上的这一张也扔了下去。这条河里的水是乳白色的,散发着酒糟和淘米水的味道。这股水流经一个造酒厂,或者酱油厂,总之是某个很臭的小工厂;然后穿过黑洞洞的城门洞——我们的宿舍在山上,是座城寨式的仿古院子——门洞里一股刺眼睛的骚味,说明有人在这里尿尿。修这种城门洞就是要让人在里面尿尿。门洞正对着一家韩国烧烤店,在阳光下白得耀眼。在烧烤店的背后,整个山坡上满是山毛榉、槭树,还有小小的水泥房子。所有的树叶都沾满了黑色的粉末,而且是粘糊糊的——叶子上好像有油。山毛榉就是香山的红叶树,但我从没见它红过;到了秋天,这山上一片茄子的颜色。这地方还经常停电。

为了这一切——这种宿舍、工资,每天要长衣长裤地去上班,到底合算不合算,还是个问题。我现在穿的远不是长衣长裤。刚才在停车场上付费时,我从那姑娘的太阳镜反光里,看清了我自己的模样。我穿着的东西计有:一条一拉得领带,一条很长的针织内裤,里面鼓鼓囊囊的,从内裤两端还露出了宽阔的腹股沟,和黑毵毵的毛——还有一双烤脚的皮鞋,长衣长裤用皮带捆成一捆背在了背上;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冰盒子。那个女人给我收据时,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,可见别人下班时不都是这种穿着。她的嘴角松弛,脖子上的皮也松弛了,不很年轻了。